说到中国现代女性解放运动，我们首先会想到挪威作家易卜生。众所周知，1918年《新青年》出版了一个“易卜生专号”，使中国人知道了西方有个女性名叫“娜拉”，她敢于反抗性别歧视并勇敢地离家出走，最终摆脱了受制于夫权束缚的“玩偶”命运。于是一时间，“女性解放”之声不绝于耳，“娜拉”不仅成为了中国女性的效法对象，同时更为处境尴尬的新文化运动，注入了一针令人兴奋的强心剂①。因为将妇女问题升华为社会问题，无疑会增强国人对于思想启蒙的关注热情；而《玩偶之家》绝对中国化的意义阐释，又直接导致了“五四”时期“所有价值观念的变革”②。所以茅盾才会颇有感慨地回忆说：“易卜生和我国近年来震动全国的新文化运动，是一种非同等闲的关系，六七年前《新青年》出《易卜生专号》，曾把这位北欧文学家作为文学革命、妇女解放、反抗传统等新运动的象征。那个时候，易卜生这个名儿萦绕于青年心胸中，传述于青年的口头上，不亚于今日之下的马克思和列宁。”③ 毋庸置疑，易卜生以其《玩偶之家》拯救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同时也造就了中国现代文学创作的空前繁荣；而中国“娜拉”所负载起的那些苦难意识，也被悄然转换成了民族振兴的时代符号。但“娜拉”一词原本是出自于男性之口，它从一开始便是一种普遍意义而非性别意义。比如，胡适早在倡导“易卜生主义”时，就已经开诚布公地声明在先：“我们的宗旨……并不是艺术家的易卜生，乃是社会改革家的易卜生。”④我们必须充分注意到“社会改革”一词的巧妙使用——什么是“社会”？说穿了无非就是男性主体的利益集团。所以“社会变革”的真正实质，就是新的男性主体的利益集团，要颠覆旧的男性主体的利益集团，“性别”只不过是一种用来遮掩的幌子罢了。“五四”女作家庐隐最早看出了一些门道，她曾直言不讳地抨击道，男性言说“娜拉”的真实目的，并不是想改变女性群体的“玩偶”地位，而是在“利用妇女解放‘冠冕堂皇’名目，施行阴险狡诈伎俩”而已。因为庐隐并不相信男人的良心发现，所以她才会向社会大声呼吁说：“妇女解放问题，一定要妇女本身解决。”⑤其实何止是庐隐一人，中国现代女作家如沉樱、石评梅、凌淑华、罗洪、萧红、梅娘、施济美、张爱玲、苏青等人，也都对“娜拉”主义持顽强抵触的排斥态度，她们以一篇篇充满着自身生命体验的文学作品，向读者述说着一个个新女性被“娜拉”而实为“玩偶”的悲惨命运。 一、“玩偶”的失语——谁在言说与为谁言说 谈到中国新女性的真实处境，我们仍然需要从思想启蒙说起。 众所周知，受西方人文思潮的深刻影响，早在晚清社会的历史变革中，“女性解放”的响亮口号，就已经是铺天盖地呼声四起。根据现有史料的线索来看，上海《申报》于1876年3月，曾发起过一场“兴办女学”的社会大讨论；其中署名为“棣华书屋”的长文《论女学》，便在当时的上海滩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到了1878年，《申报》又组织文章，对女子参与社交问题再次展开热烈讨论；而1897年春天，梁启超与谭嗣同等人更是在中国妇女界兴起了一场“天足运动”。从此以后，在人类现代文明的感召之下，国内“女性解放”的强劲势头，则更是此起彼伏锐不可当。 然而，“女性解放”究竟是“谁在言说”？当然是那些男性启蒙精英了。紧接着便又出现了一个问题：男性启蒙者究竟是在“为谁言说”？关于这一问题那可就大有深意了。晚清时期倡导“女性解放”运动之不遗余力者，当首推岭南思想革命家梁启超。他在《变法通议·论女学》一文里，提出来一个绝对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主张：“治天下之大本二，曰正人心，广人才，而二者之本，必自蒙养始；蒙养之本，必自母教始；母教之本，必自妇学始。故妇学实天下存亡强弱之大原也。”⑥梁启超这种“救国”需始于“救国人母”的鸿篇高论，几乎受到了当时社会大多数知识精英的全力追捧。比如“竹庄”就在《女子世界》上撰文响应说：“女子者，国民之母，种族所由来也。”故他认为无“国母”便无“国民”，只有“国母”解放了，“国民”才能够得以解放⑦。而“亚特”也撰文阐明立场，他强调“国母”为“因”而“国民”为“果”，若“国无国民母，则国民安生；国无母所生之国民，则国将不国。故欲铸造国民，必先铸造国民母始。”⑧ 综观晚清时期男性知识精英的启蒙言说，有两个十分突出的特点值得引起我们的注意：一是言说者注意到了中国妇女没有人权地位的历史事实，并且也意识到了她们在男权社会中所遭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因此在一个女性缺少掌握自我命运话语权的封建体制内，由他们出面去替那些不幸女性诉说苦难和代言解放，无疑是一种有识之士悲天怜人的正义之举，我们应该对其正面意义给予一定程度上的充分肯定。二是言说者畅言解放“国民之母”的真实意图，却并非是在于“母”而是在于“民”，梁启超等人其实是想要通过“母”与“民”之间关系的逻辑转换，去突现他们“新一国之民”的梦寐以求的人文理想，这又与西方现代女性解放运动的根本宗旨完全不同。如此一来，由“男性”在“言说”到为“男性”而“言说”，便构成了晚清女性解放运动的全部内容；而那些作为男性“玩偶”的中国女性，则始终是处在高度失语的状态之下。虽然晚清也出了一个女中豪杰秋瑾，并对女界发出过除去奴隶根性的热切呼唤，但是秋瑾本人则在《勉女权》一诗中明确地表示过，女性解放必须同“反清排满”的社会革命结为一体，只有在“恢复江山劳素手”中“独立占头筹”，才能够“一洗从前羞耻垢”获取属于自身性别的“真自由”！秋瑾将女性解放捆绑于社会解放，这说明她也并不了解女性解放的真正含义，同时更是流露出女性渴望被男性拯救的殷切期待，对此无论学界怎样去辩解都是令人沮丧的徒劳之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