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新时期文学的历史起点，有四种代表性的学术观点，即分别以“四五运动”、“四人帮”倒台和“文革”结束、十一届三中全会、第四次文代会为新时期文学的开端。以哪一件重要的历史事件为新的历史阶段的开端，显示出不同研究主体在价值标准上的微妙差异。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在历史节点的选择上各有侧重，但是，要深入揭示从“文革”文学向新时期文学过渡的复杂性与矛盾性，第四次文代会是无法回避的重大事件。朱寨认为第四次文代会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里程碑”，“如果说，第一次全国文代会标志着新中国人民文艺的伟大开端；那么，第四次全国文代会则预示着新时期社会主义文艺的伟大转折”，“特别是邓小平同志代表党中央在大会上作的《祝词》，具有纲领性质，是这次大会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主要标志”。①洪子诚认为：“1979年10月，在距上一次会议近二十年后召开了第四次全国文代会。在这次会议上，‘文艺民主’的要求和想象，得到热烈的表达。”②“1979年10月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文艺民主’的欲求成为大会的主旋律。”③程光炜认为：“‘四次文代会’是当代文学史上罕见的大‘事件’之一。对于有直接历史体验的人来说，‘事件’绝对不是今天常见的网络恐怖游戏，而是对当事人日常生活直接的深度震撼，是会对个人生存、亲人命运等一档问题都将产生重大影响的东西。”④“文艺民主”的提法以及研究者对“当事人”命运的关注，表明第四次文代会并非单纯是自上而下的政治举措，更加值得注意的是文艺界内部人心思变，自觉发出积极推动变革的群体呼声。 一、扭转惯性的渐进过程 第四次文代会从动议的提出、筹备到正式召开，几经拖延和反复，会议召开的时间安排和会议的组织形式都经历了多次调整，这种艰难和曲折的历程，折射出当时乍暖还寒的精神气候，历史的惯性依然发挥着巨大作用，文艺界的拨乱反正工作显得艰巨而复杂。1977年12月31日，在《人民文学》编辑部主办的在京文学工作者座谈会的闭幕式上，中宣部部长张平化在即席发言中宣布要成立恢复文联和各协会的筹备机构，“要在1978年适当的时候，召开第四次文代会”⑤。“一九七八年一月，由中央宣传部建议，经中央批准，成立了恢复文联和各协会的筹备小组。筹备小组的任务有以下三项：第一、负责筹备恢复文联和各个协会；第二、负责筹备全国性文艺理论刊物《文艺报》的复刊工作；第三、负责筹备在适当的时候召开第四次文代大会”⑥。恢复文联各协会筹备组的组长为林默涵；副组长为张光年、冯牧(兼秘书长)；恢复中国作协和《文艺报》筹备小组的组长为张光年，副组长为李季、冯牧。在5月25日召开的筹备组人员会议上，冯牧宣布了一些重要决定：“中国文联恢复工作后，中心工作是筹备第四次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备组就是文联的工作机构。筹备组长就是文联的秘书长，副组长就是副秘书长，再增加吕骥、胡青坡、金紫光，胡、金是专职的。筹备组实际上就是党组，起党组的作用，直到四次文代会召开。将来文联可以成立书记处。”⑦在1978年5月召开的中国文联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上，与会者就对召开第四次文代会的问题交换了意见。在会议的决议中，确认了中国文联、中国作协等文艺组织正式恢复工作，《文艺报》立即复刊，另一项重要工作是“会议决定在明年适当的时候，召开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总结建国以来文艺战线正反两方面的丰富经验，讨论新时期文艺工作的任务和计划，修改文联和各协会章程，选举文联和各协会新的领导机构。会议对恢复文联和各协会筹备小组这一段工作表示满意，责成筹备小组继续负责筹备第四次文代会”⑧。刘锡诚认为“中国文联三届三次全委扩大会议，在中国文艺史上是一次重要而特殊的会议，她宣告了被‘四人帮’砸烂、十年不能活动的中国文艺家自己的组织——文联及各文艺家协会重新恢复了！”“从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国当代艺术史的角度来说，这次会议的决议中，第一次使用了‘新时期文艺工作’这样的词汇，从而宣告了‘新时期文艺’的正式诞生。”⑨ 遗憾的是，在中国文联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之后，第四次文代会的筹备被人为地搁置下来。筹备小组一直拖延到11月才开始讨论筹备工作。当时中宣部的工作人员荣天玙回忆：“由于当时中宣部的主要领导，仍然执行‘两个凡是’的观点，抵制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认为‘文艺黑线专政论’可以批判，但‘文艺黑线’问题却不能否定，以致文艺界一些老同志都不能回到文艺工作的岗位，引起文艺界的思想紊乱和不满，第四次文代会的筹备工作，也迟迟不能进行。”⑩关于文联扩大会以后的思想文化氛围，从1978年10月20日至25日召开的《人民文学》、《诗刊》和《文艺报》的编委会联席会议的会议发言中可以得到清晰反映。张光年在会上谈到：“‘文艺黑线专政’论是被推倒了，至少是没有人为它公开辩护了。但还有一种说法，‘文艺黑线’的帽子却不能摘掉。黑线是有的，那就是刘少奇的文艺黑线。”(11)时任《人民文学》主编李季有这样一段讲话：“文联扩大会后，又冷了下来。现在批‘文艺黑线专政’论的文章少了。余悸多了，考虑的多了。……作协、文联名义上是恢复工作了，但牌子还挂不出来。找不到上级领导单位。最近听有人说：你们不是我们领导的单位，只是我们联系的单位。‘十七年’不是文艺黑线嘛，所以人家不敢沾边。关键是有些同志的头脑中，‘十七年’还有‘文艺黑线’这个观念。我们是联系单位，没有领导，可有可无。”冯至认为：“民主生活很不健全。天天讲冲破禁区，解放思想，禁区却总是冲破不了，思想总是解放不了。”(12)在1979年1月《诗刊》诗歌创作座谈会上，张光年在发言中提到：“我们叫作作家协会，叫作《诗刊》编辑部。我们不是官方，是民办公助。不久前，胡耀邦同志到中央宣传部以前，中央宣传部秘书长把我们找去正式谈，说我们之间不是直接领导关系，是联系单位。中国文联最近才建立党委，是独立大队，上边没有头的。我们要搞活动，就是用刊物编辑部的名义。《人民文学》编辑部召开的短篇小说座谈会，《文艺报》《文学评论》召开的为作品平反的座谈会，就是这样的。现在中宣部是支持我们的。”(13) 十一届三中全会对“两个凡是”的批判和纠正，为第四次文代会的筹备扫清了思想障碍。胡耀邦出任中宣部部长后，有力地推动了文艺界思想解放的进程。1978年12月，周扬、林默涵、张光年、夏衍等人在出席广东省文艺座谈会期间，“邀请了欧阳山、陈残云、萧殷及文联诸同志征询了关于召开第四次文代会及作家代表大会的意见”，“取得了以下一致意见：一、争取在明年4月召开文代大会。二、不搞总报告，只为茅盾、黄镇分别准备较简短的讲话稿作为引言或动员报告。会上发言民主，最后由几位同志做重点发言，加以集中提高。三、修改会章。民主选举。四、广州等条件较好的地方，可先开省、市代表大会。其他地方等传达文代大会后再开省、市会议。”(14)从12月26日至31日，林默涵、张光年主持召开了文联办公会议和作协筹备组会议，商讨第四次文代会和第三次作代会的相关事宜。会议达成的共识是在1979年4月问召开大会，“文联办公会议上，决定抽调三四人成立起草组，由我主持，陆续起草以下几项文件初稿：1.为茅盾起草开幕词。2.为黄镇起草简短讲话稿(文化部写)。3.为中央负责同志提供讲话初稿。4.为中央负责同志提供两年来文化情况及各地文联情况书面材料。5.修改文联、作协会章草案。6.作协代表大会开幕词。7.为召开文代大会给中央的报告信。”(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