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其将《日夜书》定位为“知青文学”，倒不如说这是一部以时间为主题的小说。《日夜书》开篇第一句就在提示我们，时间的变迁所具有的历史含义才是作者发力的关节点，“多年以后，大甲在我家落下手机，却把我家的遥控器揣走，使我相信人的性格几乎同指纹一样难以改变”，正如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的开篇中那个著名段落一样，韩少功在开篇中所瞄准的时间维度，过去—当下，也构成了其小说叙事的核心。因此“知青”的视角，白马湖茶场的生存经验，姚大甲、小安子、马涛、郭又军等情节人物，固然与作者有着血肉相连的关系，但是将其放置在小说中，所能充当的只是一种“认识性装置”，借以窥探历史的情境，这与“十七年”或“文革”与当下并置的叙事结构，并无不什么不同。所以，当我们把注意力专注于“知青”经验上，就等于错失了这部小说中最重要的部分，历史对位法问题。 我们的文学批评观念中，有着很强的历史情结，但对历史的含义却模糊不清。历史对位法这个概念的使用，就是要避免历史情结的干扰，而直面真正的历史逻辑。这一概念，是荷尔德林的诗歌模型中一个诗歌法则①，它是诗人向现实的艰深难解和未来的幽暗晦涩讨价还价的必要尺度。所谓的“对位法”一词，原是对音乐技法的一种描述，也就是将几个旋律编织成一个整体的技法，荷尔德林诗歌中的“历史对位法”，在于借助真正的历史逻辑，从而发明过去和未来的“神学”维度，通过这样一个维度，将历史编织成一个整体。在韩少功的这部小说当中，因其叙事的结构和限度，其历史对位法预先认领了这样几个命题： 一、“我们能意识到某件事物成为问题，就在于某件一早交付于我们的事物现在——在某些特别的情况下——无可避免地逼迫我们表明态度。由此现实性就指向了一段先前史，一段我们在当下还必须追究，其解决还有待未来的先前史。”②对于韩少功这样的作家而言，这里顺便插一句，韩少功是当代作家当中少数获得当代诗人认可的作家之一，其作品保持的思想强度、其叙述语言的所带有的历史性症候，是韩少功获得普遍赞誉的主要原因，那么在其写作已经开始进入晚期阶段时，所发表的这部酝酿多年的作品，必定是一部寄托之作。正如弗兰克的这个观点所提示给我们的，韩少功的这部小说绝非是怀旧之作，小说所设置的几十年的时间跨度，意在表明知青经验是作为问题进入虚构叙事的，由此而来的两段时间：“知青时间”，也就是在白马湖茶场的生活时间，和“改革开放时间”的鲜明对照，就像这部小说的标题，日与夜的对照，以症候的方式回答了我们所生活的当代的含义，其中最紧要的意义在于，所谓的当代不过是历史的预设，不过是一早在我们身上发生的事物的偶然结果。 所以两段时间的对接，所彰显的现实意义，其实比作者所理解的还要重大，也在逼迫我们追认自己所处身的历史位置。我们来看小说中的一个例子，在郭又军的追悼会上，小说的主要叙述者陶小布遇到了参加追悼的一群人，他们仍是当年的那群人，但已经变得面目全非，他们不再是那样一群人，当一个人举起右拳说“消灭法西斯”，其他人举起右拳回应“自由属于人民”，今天的他们在牌桌上争议女明星的嘴巴大小，争议彩票的中奖号码或是当年的旧事，作者紧接着给出的论断是：“是不是很无聊？当然他们似乎只有这些事好谈。他们如果不翻找出磨牙口的话头，制造各种恼怒或开心的争议，严肃或无聊的争端，又如何把一天天的日子填满。”③无聊、虚无或困顿，的确是我们今天的精神症候，小说所描写的知青的下一代的故事，马笑月的自杀，丹丹的叛逆，无一不裹挟在这样的症候里，小说中唯一没有变的人物是当年的茶场的场长吴天保，他在情急的时候仍会大喊“毛主席万岁”，但他的人以及言行已经是不合时宜了。由此而言，两段时间的对接，归根究底是强行进入历史，其中的问题意识是当下的，它无可避免地要回溯那段我们在当下必须追究的先前史。 二、第二个命题是由第一个衍生而来的，在这个命题里，我们要追究这样一条内嵌于“文革”之后的当代文学写作的线索，简单来说是，开端于“文革”后的文学写作，预先认领了一个思想的命题，即将被阶级斗争所绑架的“个人”，从毛主义的话语中解救出来，以西方现代话语为思想资源，重构生活世界的主体。朦胧诗和第三代诗歌，都以各自的诗歌形式认领了这一命题，在思想领域，则有李泽厚的主体哲学、刘小枫的诗化哲学和张志扬对“本体同一”的形而上学的解构。以李泽厚的主体哲学为例，其哲学所确认的主体与20世纪50—70年代所设计和塑造的“社会主义新人”的主体已经完全不同，50—70年代社会主义实践的“改造世界”的构想所包含对社会关系、生产关系的改造，在李泽厚这里变成了人对自然的改造和自然对人的塑造，而在这种“改造”当中具体的人，如“工农大众”“无产阶级”等，变成了抽象的、普遍意义上的个人，与此同时，李泽厚将人类的历史解读为实践、劳动、工作的历史，而取消了历史的差异和变动的关系史。正是这样一个被解救出来的“个人”在90年代平稳着陆，他和世界构成了一对一的关系，也就是说，个人所经验、所欲望、所希望、所记忆、幻想和耳闻目睹的一切就是世界，在这种关系里，人最大，人首先是欲望的，其次才是其他。海德格尔的世界概念规定了“四大”，“地、天、人、神”，单纯偏执于一端，以一端来统治其他，结果就是这一端的破产。今天，所盛行的虚无主义，已经向我们告知，“个人”的破产，而所谓的虚无主义其本质就是个人主义。按照张志扬的说法是，我们今天的现实是“社会本位归于‘个人’，社会又极端‘技术化’。二者的关系必然进入‘技术手段－欲望目的的互为对象化’，意即‘技术满足欲望、欲望推动技术’。其实，‘技术’除了手段的功能意义，也包含功利计算的目的意义，因而归根结底‘技术主宰个人’——彻底地‘宇宙论物义论’了”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