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3)09－0054－06 贾平凹的《带灯》写的是开放年代，也叫开发年代的乡土人生。在开放、开发之前，人没有“我”，只有“我们”，“我们”都是社会主义建设者，九百六十万土地都是社会主义江山，所谓“手心手背都是社会主义的肉，村前村后都是社会主义的田。”谁敢分离“我们”社会主义建设整体，分裂我们社会主义江山，谁就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就要把他打翻在地再踩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那是一个容不得“他人”存在的时代，是一个只许“合”不许“分”的时代。开放、开发之后，中国进入一个“分”的时代，“我们”分裂为“你”“我”“他”，土地分割成“你”“我”“他”的责任田。不论你是谁，可以任意翻弄自己的手心手背，若是想动“他人”的手心手背，就得有个说法，还需征求“他人”同意，你才能动，没有说法或未经许可对“他人”的手下手，“他”就会骂“你”流氓，告你骚扰。也不论你是谁，可以在自家的地里随便下犁耕作，收获庄稼，但不能犁“他人”的地，收“他人”的庄稼，也不能不经“他人”同意，就在人家地里修路、盖房，否则，就会引发冲突，吃上官司。 “我们”分裂成“你”“我”“他”之后，各人过自己的日子，做自己的主。人与人之间不像之前那样“和气”了，变得越来越“生分”了。“你”跟“我”讲手心手背，“我”会警惕“你”别有用心，会问“你”说谁的手心手背，手心手背都是具体的有主的，不是之前那个属于一切人又不属于任何具体人的抽象概念。有主的手心手背是有生命有感觉的，你挠她，主人就会痒，你扎她，主人就会疼，因此，你动手之前，必须给主人交代一下，征求主人同意。抽象的手没有具体归属，没有生命感觉，因此，你随便摸揣任意折腾，并不会引起类似前述主体的反应，也不见得有人站出来跟你生分。农村实行包产到户之后，田地有了它具体的主人，由主人负责这块田地的耕种与收获。同理，这块田地的耕种与收获关联着主人饭碗里的内容与稀稠，关联着主人身上的冷暖。因此，“你”要耕“他”的责任田，收“他”辛苦务劳的庄稼，就等于夺“他”的饭碗，剥“他”的衣服。往严重来说，“你”这种行为不仅剥夺“他”的生存权，而且羞辱了“他”的人格尊严，“他”怎能与“你”和气而不跟“你”生分！在这种场合，“你”不能光给“他”讲大道理，大道理“你”“我”“他”都懂，都知道这玩意儿好听不好用，它不能当田地，种不成庄稼收不了粮，织不成布匹盖不了房，饱不了肚子，暖不了身体。“你”可以把道理讲得比天高，但是，“你”“我”“他”都是地球人，都有一个沉重的肉体，都知道天太高，这不争气的肉体上不去。天上的道理营养太丰盛，需要高级的脾胃来消化，“你”“我”“他”的脾胃太粗鄙，消化不了，只适合消化地里种的粮食。人从乌托邦返回现实之后，首先提刀把那个要为“我们”所有人负责的“上帝”砍了，把那把许诺能打开所有人生之门的万能钥匙扔了，每个人都要自我做主，开自己的人生之门，走自己的人生之路。喊了几十年当家做主的主人被开发出来了，每个人都要主自个的事，过自个的日子，活自个的人。想稀里糊涂粘“他人”，人家不答应了。“你”“我”“他”之间好朋友勤算账，好邻居高筑墙。“我”生生地被从“我们”中分离出来了，被逼着要为自己做主了。“我们”开发成必须为自己做主的“你”“我”“他”之后，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每个人都活得很具体，每件事都有了负责的主体，抽象混沌的“我们”开了七窍，混沌的“你”“我”“他”开了七窍。开始用自个的眼睛打量自个的生存位置，用自个的心体验自身生存的快乐与辛酸，用自个的嘴倾诉自个真切的生存要求。“你”“我”“他”只对自己的位置负责，行使自己位置的权力，完成自己位置的义务。“你”“我”“他”一方面相互在空间上划清生存位置间的界限，竭力捍卫已有位置的权益不受“他人”侵犯，另一方面相互比较不同位置尊卑高低的不同，拼命争取更高的生存位置，为自己储存更多的生存本钱。开了窍的人，从浪漫的“我们”回到了现实的“我”，由一心“为公”的人变成一意“为我”的人，“大我”变成“小我”了。做事的动力由遥远的理想变为当下的欲望，生存的动力实在了。操心的事情由国家前途民族命运，变为自己的前程，后辈儿孙的发展，活得更加靠谱了。“大我”以四海为家，以天下为己任，对自个没有也不能有具体的责任，是一种只有上半身的思考与想象，没有下半身的感受和体验的存在，即使腹中饥渴，衣衫破旧，依然会坚决执行上级的指示，“小车不倒只管推，一直推到共产主义。”“小我”对自己负责，是一个看重下半身的感受与体验，看淡上半身的思想和想象的生存者，有了痛感他就骂，有了快感他就赞，“听说工资又涨了，心里觉得爱党了”。“小我”不喜欢究虚理，更不屑于建构乌托邦，遇到人用某某主义大道理解决“他人”的思想问题，就会骂假正经。听到谁用幸福的允诺应付“他人”现实的生活困难，就会指责他瞒和骗。“小我”讲实际，事事都动真格的，他要解决的都是生活中遇到的具体而微的小问题，让人觉得一地鸡毛不足挂齿，但是，要把这不足挂齿的一地鸡毛捡起来，却必须弯腰劳动，要把它们清理干净，也必须出力流汗。“小我”提出的所有问题，要解决都得刀下见菜，而且对菜的花色品种营养价值的要求很具体，你不能拿抽象的道理打发他，更不能用幸福的允诺糊弄他。且不说他根本不信你画饼充饥那一套，你自己也知道，在开发时代一切空洞的东西都很无力，别说拿它说服“他人”，首先它根本就不能说服自个。因此，当人由“大我”即“我们”，分裂为一个个“小我”即“你”“我”“他”的时候，人生问题也由抽象变得具体了，具体问题的解决需要实际的付出，比起耍嘴皮子，难度增加了。解决具体问题的主体出现了，主体必须对他解决的问题负责了，比起空里来雾里去，责任重大了。值得注意的是，每一个具体问题，都是某个“小我”在自个特定位置上遇到的，基于自个特殊利益提出来的。“你”的位置上遇到的问题，在“我”这儿可能就不是问题，“你”的特殊位置的利益，可能对“我”非但无益，而且有害。“我”怎能为了解决“你”的问题，维护“你”的利益，负责任的伤害自己。“你”和“我”是不同的责任主体，是相互利害冲突的“他人”关系，人际关系比开窍之前紧张了。 “你”“我”“他”为自己负责了，人生自我做主的时代开始了，做人变得困难了。开发之前，“我们”有一个共同的上帝，他替“我们”统一思想，指挥“我们”统一行动，为“我们”统一负责。“我们”只要听他的话，按他的指示办事，一切就都搞定了。“我们”只要心存这个上帝，目中可以无人。现在，这个上帝死了，“我们”分裂成“你”“我”“他”了，第一遭感受到“我”每时每刻都要遭遇到活生生的人，都要在现实的人群之中做人了。“我”在现实的人群中做人，每天都会面对形形色色与“我”不同的“他人”，这是“我”的宿命。因为，生“我”之前已生了“他人”，生“我”之时也在生“他人”，生“我”之后还在继续生“他人”。所以，“我”服膺先贤的说法，“人”由一撇一捺组成，一撇自我中心不是“人”，一捺坚决排他也不是“人”，两者相互接纳组合才能构成“人”。所以，做人从来都是在人群中，面对“他人”来做，让“他人”见证“我”的做人历程。古人说，做人就是在“相人偶”，就是说，“我”一定要在和“他人”相遇的过程中，扮演“我”的角色，承担“我”的责任，行使“我”的权力，完成“我”的义务，实现“我”的潜能，创造“我”的人生价值。但是，有些个人总是习惯于“自我中心”，不习惯与和“我”不一样的“他人”相处，总要想方设法把“他人”变成“我”的人，这个“他人”若是上级，“我”就奉迎拍马极尽贴、粘之术。这个“他人”若是下级，“我”就关心照顾让他自觉贴、粘上来。“我”的人是和“我”一心的人，是“我”的“哥们”“姐们”。变不成“我”的人，是和“我”二心的人，是“我”的“路人”甚至是“仇人”。“哥们”“姐们”的事就等于“我的事”，一定要办扎实，办彻底，办圆满。“路人”的事先放到一边，等有闲功夫再办，没有闲功夫了就不办。“仇人”的事一定要捣乱，做手脚，让他玩完。自我中心的人是绝对主义者，认定“我们”都是人，人和人都是一样的。“我”是“我们”的代表，是衡量“我们”人的标尺，和“我”一样的都是人，和“我”不一样的，要么是“非人”，要么是“病人”，总之，不是一个正常的人。对待不正常的人，就要使用非常手段，不然，“他”会忘了自己的真实身份，产生不切实际的想法，提出不着边际的要求。对“他”敲打敲打，有助于“他”头脑清醒。人际关系是相互对等的，自我中心主义者在排他的同时，也受到了排挤对象的排挤，在打压“他人”的同时也受到打压对象的打压。于是，人际关系越来越紧张，社会环境越来越不稳定。社会不稳定，“你”“我”“他”为自己人生做主的权力都受到威胁，谁都缺乏安全感。底层百姓，地位卑微，势单力薄，生存权无法保障。基层干部职位太低，权力太小，想要做主，还需要往上爬许多台阶。人人都不满，人人都不安，为了争取生存权利，捍卫人生尊严，有门道的拉关系，没门道的用智角力，正所谓“鱼也争，虾也争，拼死争个水中雄，不争不是真性情。”竞争既是发挥潜能否定“旧我”，创造条件实现“新我”的过程。又是与各种竞争对手来往周旋，与这些“他人”繁忙烦神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