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所谓“战后”，是指1945年8月抗日战争结束后。若是全球范围言，则指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上海文坛，从1937年淞沪战败，上海成为“孤岛”，太平洋战争后又全部沦陷，到1945年光复，文学史有关上海文坛的主流叙述，是受消费主义、颓废主义等文化思潮支配下的通俗文学全面占领文坛。或说，日人治下的上海文坛，零落凋敝，乏善可陈。少数如张爱玲、苏青、予且等，1980年代前，大陆出版的文学史，几乎都找不到他们的名字。1980年代初期，在新启蒙运动中，受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启发和影响，沦陷时期的上海文坛，开始受到研究者的重视，最典型的莫过于被视为废墟上长起来的奇葩张爱玲。张氏以清末民初贵胄子弟、豪门纨绔、洋场阔少的传奇人生为对象，精心织就了一幅旖旎多姿、斑斓耀眼的文学图景，赢得文坛内外满堂喝彩，也给日据时代的上海文学/文化界，平添些许生气和热闹。 然而，广受大众追捧，大雅大俗的张爱玲，“战后”却悄悄地为读者所遗弃。曾经洛阳纸贵的《传奇》，虽然重印，但沉迷其中，表现出兴趣的读者已非昔日可比。不仅如此，由张爱玲编剧，桑弧导演的《不了情》、《太太万岁》等，票房价值尽管出奇地好，但却很意外，遭到了来势汹汹的挞伐。张爱玲意欲从小说创作转向电影编剧，尽情挥洒个人艺术才情的念想，一时成为泡影。 《不了情》是1946年底，张爱玲应上海文华影片公司之约而编写的电影剧本。后由桑弧导演，陈燕燕、刘琼主演。首次“触电”的张爱玲，恰巧荣任文华影片公司处女作的编剧。本来只想小试牛刀，谁料，竟“一片”走红。极好的票房价值，叫好又叫座的轰动效果，给了张爱玲极大的鼓舞和激励。同时，文华影片公司越发信任张爱玲的才气和能力，相信她不仅能聚人气，还能为公司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在观众一片喝彩和追捧呼声中，张爱玲随后又为文华影片公司呈上第二个电影剧本《太太万岁》。 《太太万岁》继续由桑弧执导，蒋天流、石挥、上官云珠、张伐主演。1947年12月14日，在上海皇后、金城、金都、国际四大电影院同时献映，整整两个星期，场场爆满，盛况空前，好评如潮。《申报》、《大公报》、《新闻报》等各大新闻媒体，赞誉之词，不绝如缕①。张爱玲的聪慧和超拔的艺术天赋，再次获得世人认可。文坛奇才一跃而为影坛“怪杰”，腾空出世，可谓正当其时。 难以逆料的，是战后上海，长养过张爱玲的土层，似乎被刨去。“个人即使等得及，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如果我通常用的字是‘荒凉’，那是因为思想背景里有这惘惘的威胁”②。张爱玲后来的遭际，仿佛就是有意要坐实她的预言，宣告属于她的时代已然逝去，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弥漫上海文坛多年的“张爱玲的风气”烟消云散。 和电影市场普通市民对《太太万岁》的狂热追捧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评论界、文化界几乎众口一词地否定《太太万岁》，并且一味贬斥与讨伐，不留任何情面。巨大成功的面前，张爱玲丝毫感受不到成功的喜悦。相较于胡兰成的背叛，《太太万岁》的受挫，带给她的创伤更加深重，甚至比被人暗地里怒斥为“汉奸”还要不堪，一如被掐住了死穴。且不说她和她的朋友们始料不及，便是所谓“圈子里”的人，都如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详考《太太万岁》冰火两重天的际遇，或可勾勒出战后上海文坛的一个侧影，丰富既有的文学史叙述。 一 《题记》起事与胡珂“抒愤” 先从张爱玲的《〈太太万岁〉题记》说起③。 《太太万岁》公映前夕，张爱玲专门撰写了一篇随笔——《〈太太万岁〉题记》，载于《大公报》副刊《戏剧与电影》。《题记》内容大致如下：一、对影片主人公“太太”陈思珍的身份略做解释，她说“《太太万岁》是关于普通人的太太。上海的弄堂里，一幢房子里就可以有好几个她”；二、简要发表自己对“太太”的评价，其意大概为避免被读者误解、曲解，着重强调“太太”作为都市平民的世俗性——“在一个半大不小的家庭里周旋着”，性格“狭窄，小气，庸俗”，为了顾及自己和家人的体面，处处委曲求全，尽责克己，尽量做出大贤大德的样子，“虽然也煞费苦心”，却仍不免受气。编剧对于陈思珍这类小市民，深表理解与同情，并将他们的烦恼与不幸，名之曰“浮世的悲哀”；三、借《题记》向观众表明编剧对“太太”的态度，即不对“陈思珍这个人加以肯定或袒护”，“只是提出有过这样的一个人就是了”，并说，“他们所经历的都是些注定要被遗忘的泪与笑”；四、明确晓谕观众，编剧的艺术追求，是在日常生活的平实叙事中，“将人性加以肯定——一种简单的人性，只求安静地完成它的生命与恋爱与死亡的循环”。剧情和人物的整体构思，是“冀图用技巧代替传奇，逐渐冲淡观众对于传奇剧的无魇的欲望”④。 《题记》贴近原著，文采飞扬，才气淋漓，写得非常之好，无疑可以加深观众对电影的理解。作者在自信中，还略带几分自得地提醒观众，《太太万岁》不以“情节”摄人心魄，“技巧”取胜，才是本片的追求，编剧的目的在于有意识地引导“太习惯于传奇”的电影消费者，将观片的趣味转向对电影“技巧”和叙事语言的欣赏。因激赏张爱玲的文字，竟忍不住手痒的编者，还特意为《题记》加了简短的《编后记》。另一方面，字里行间似乎又隐隐约约、飘飘忽忽地散发出难以言说的某种不祥预感，“高兴之外，有一种凄然的感觉”。影片《太太万岁》一如《题记》，扑面而来的，是典型的张爱玲风——绕开“人生飞扬的一面”，走自己的路，“以人生的安稳做底子”⑤，不避平庸、凡俗，在“苍凉”、“悲哀”的市井生活、人情世态中，展露最本真、最原初的人性内涵。尽管张爱玲依托的艺术介质，由文字转向电影，可她颠覆男/女两性权力关系，挑战男权中心既成秩序的叙事话语，却是一以贯之，她一向不隐瞒自己重构两性权力关系的文化企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