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10.9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3)05－0182－06 一、引言：从鲁迅一篇“出风头”的演讲谈起 1927年9月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是一篇值得高度重视的演讲文，也是鲁迅为数不多的演讲中唯一一篇谈及古代思想文化、借古讽今的精辟论说。我们可以视这场演说为一次将“嵇阮情结”转化为现实战斗资源的实践，鲁迅自己对这次讲演极其满意，称之为“以几点钟的讲话而出风头”的“大获利生意”。并在致友人的信中提到：“在广州之谈魏晋事，盖实有慨而言。”[1](143)“有慨”的对象当指1927年继蒋介石“四·一二”“清党”反共政变后，李济深在广州发动的“四·一五”反共屠杀，逮捕了共产党员和工人群众2000多人，杀害100多人，当中也有鲁迅的学生，当时在中山大学任职的鲁迅对此深感愤怒和震惊。又恰逢7月，心虚的国民党政府辖下的广州市教育局打着“学术”的旗号，大倡反共言论，并“邀请”学者参加学术演讲会，借此以窥其政治态度。鲁迅便作了这次貌似一句时政不提，却句句直讽当局要害的讲演。 整篇关于魏晋时代文学的专题讲演万余言，从汉末至魏末再到晋末，分别论及了政治家兼文人的三曹父子，以孔融为异端的建安七子，以何晏为首的正始名士，以嵇阮为代表的竹林七贤，最后到不能超于尘世的田园诗人陶渊明。虽然所论颇众，但无论以所占全篇的比例来论，或就与当时时局结合的紧密度而言(篇末联系伪三民主义加以比照)，还是就鲁迅本人的心理认同感来说(鲁迅认为自己“不是曹操一党”，介绍孔融时也没有分析其心理，谈何晏只是引出其为吃药的祖师，对于陶渊明的外平和内激愤也不以为意)，最重要的还要落到为被“人云亦云，一直到现在，骂了一千六百多年”“受了很大的冤枉”的嵇阮平反一节上[2](523－539)。 在此，鲁迅充分发挥了他独有的“反常规”逆向思维：带着最深切的同理心分析了由于外部环境的虚伪险恶所造成的嵇阮表面行为和内心信仰的极端深刻的矛盾——表面上不谈礼教，不信礼教，甚至于反对礼教，毁坏礼教，而本心深处却是迂执地相信礼教，将礼教当作宝贝看待。为什么会有这样巨大的悖谬？起因于他们书生老实人的无奈：不满于当权者将“礼教”玩弄于股掌中，动辄借“不孝”的罪名诛杀有碍于专制统治的爱发议论的知识分子；不满于本应独立自为的“礼教”沦为政治斗争的工具；不满于这些屠夫们看似崇奉礼教，实却亵渎毁坏的行为；但他们又无计可施，在万般无奈下激而变为心口不一的狂人，外在看来虽放达潇洒，内心却是痛苦不堪。 分析至此，可以说鲁迅不仅最深刻地走近了千百年前那一群“枕青石，卧松岗，临渊而啸，曲肱而歌，又性嗜酒，善抚琴，好赋诗，喜玄谈”的竹林七贤[3](63)，并体悟到他们放浪形骸背后隐藏着的深深哀伤，正因此，他被曹聚仁称为“千百年后的嵇康、阮籍的知己”[4](38)；而且鲁迅将自己现时的政治环境、人生体验和竹林名士们的境遇与感触融为了一体，感同身受地呼吸着魏晋时代压抑的空气，仿若置身其中，将这种“竹林玄学”最大限度地纳入到了自己精神思维的一极，使之转化为其日后文学创作乃至思想战斗的有力资源，成了鲁迅自身潜在的“嵇阮情结”。 二、跨越时空的交汇：“竹林玄学”集“个人－人道”之大成 “竹林玄学”承“正始玄学”而下，如果说“正始玄学”的代表何晏、王弼等名士所提倡的“名教本于自然”还是在统一名教与自然，调和儒家和道家的关系；那么“高平陵政变”之后①，“天下名士去其半”强烈地震荡着竹林名士的内心，对于司马懿父子一边公然践踏“正统”和“名教”，一边却又高倡尊孔读经和仁义道德的虚伪行径，他们激而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公然地引道批儒，强调道儒之不可调和，乃至直接否定圣人与六经，发出了震荡千古的非儒之声。然而在这高亢激越的强音背后却始终伴随着一组抑悒悱恻的哀悼曲，竹林名士们以悲愤苦闷的心态及双重人格的矛盾表达方式坚守在玄学阵地上：既藐视礼法又至淳至孝，既超然物外又关注现实，既放达不羁又坚贞执着，将这许多看似矛盾的东西统一于“大洁若诞”“大诚若狂”的风格之中。 由于竹林时期的玄学发展更侧重于人生哲学方面，并且可谓嵇阮等名士身体力行、真心实践的人生观。在以下的分类中会具体列举其行为、心态、思想与著作上的表现。首先，竹林名士在日常生活上是既藐视礼法又至淳至孝。针对当权者提倡的“以孝治天下”，阮籍则以自己的行动表明，孝是自然之情，不拘形式照样可以表达哀痛。《魏氏春秋》曾记载：“籍旷达不羁，不拘礼俗”，但却又“性至孝，居丧虽不率常检，而毁几至灭性”。[5](344)这就是阮籍身上所表现出的行为矛盾。最有名的例子是，阮籍正“与人围棋”时传来母亲去世的消息，“对者求止”，而他照下不误，甚至还要“留与决赌”，乖张之态可见一斑。下棋完毕，“既而饮酒二斗，举声一号，吐血数升”。出葬之日，又是饮酒食肉，临诀之时才“直言：‘穷矣！’举声一号，因又吐血数升。毁瘠骨立，殆至灭性”[6]。名教讲究男女授受不亲，阮籍反其道行之。《世说新语·任诞》载：“阮籍嫂尝归宁，籍相见与别。”又记：“邻家少妇有美色，当垆沽酒。籍尝诣饮，醉，便卧其侧。”“邻家处子有才色，未嫁而卒。籍与无亲，生不相识，往哭，尽哀而去。”以上与嫂告别，醉眠妇侧，哀哭邻女的坦荡行为实为其仁义兼爱之心的自然流露，非矫情匿性的礼法之士所能比拟。正如面对旁人讥讽时阮籍的所答：“礼岂为我辈设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