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善谈者的雄辩说起 对诗人与散文之间的关系，俄语诗人布罗茨基曾下过精妙的判断：“我们不清楚，由于诗人转向散文，诗歌输掉了多少；但毫无疑问的是，散文由于这一转向而狠赚了一笔。”①不时跨界到诗学批评与文化随笔的欧阳江河无疑也属于令散文“狠赚了一笔”的当代诗人②，他反复在散文中掂量词语之于我们时代的重量与温度、辨认他这一代汉语诗人之于历史语境的宿命与位置，他的不少散文与其诗歌写作之间构建起了明显的互文关系，可视为是诗人对写作的自省或自辩。这其中，他为诗集《谁去谁留》所做的自序尤为值得注意，以回顾与反省的口吻，他写道：“对于我们这代诗人来说，写作与出版之间的联系是从一开始就具有某种空想性质。这种脱节，无疑对诗歌写作产生了不易觉察但却不容忽视的影响。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不少年轻诗人是在‘为杂志写作’这样一种焦虑气氛的笼罩下、这样一种拼盘式的格局中考虑自己的写作的……”③欧阳江河指认出自己的写作在“为杂志而写作”的氛围所形成的“急迫性”的文本气质，而这种气质被诗人接受并融合进了诗学追求的内部，结果就是雄辩风格的形成。雄辩的言说方式令诗人成了一个善谈者，而他的诗歌正是善谈者在我们时代的命运书写。 “急迫性”是诗人的命运，雄辩则是诗人在领受命运的过程中逐渐生成的文本风格，对雄辩风格进行辨析有助于让我们的理解更为确切。与“急迫性”相关的雄辩风格，在欧阳江河的诗中首先意味着文本速度上的快，具体而言就是物象之间转换方式的跳跃与嫁接节奏的迅速(例如《时装店》)，从呈现到消隐，密集的物象携带着诗人的玄思，呈现出了应接不暇的视觉体验。身处于现代时间，事物的短暂性成了迫切的问题，每一处风景都可能在下一秒成为遗迹而使记忆留白。欧阳江河曾用散文描述过可口可乐式的、快餐化的现代时间：“一种由气泡和无缘无故的亢奋感临时构成的时间，一种每分钟都在走气、两小时就会失效的时间……一听易拉罐的幸福，太轻，太短促，太多泡沫，要喝就得赶紧喝掉，趁它还在冒泡——这就是可口可乐给幸福下的时间定义。20世纪的人对事物和思想的永恒性质不耐烦。”④文本速度的快，是为了对现代时间之快做出反应，是为了对越发短暂的事物进行捕捉与定位。在我们的时代，变化与生死都在高速运转，“在这种情况下，找到一个既在变与死，又能常动而恒居的东西就是关键中的关键”⑤。雄辩风格蕴含的语言速度，保障了词语对事物的记忆，并为叩问事物的意义提供了前提，也令我们不至于失去确认方向的参照，不至于在湍急的时间之流中失去可供落脚的岛屿而溺亡。 主题与技巧是理解欧阳江河雄辩风格的另外两个关键词。对于一位雄辩的善谈者而言，主题决定着谈论的深广度，而技巧则是决定谈论有效与否的核心秘密，也就是说，技巧决定着谈论的魅力度。欧阳江河诗歌在主题上的雄辩特征，表现为描绘对象的广泛与复杂，即便在一首诗中也往往有多种主题在复合，从政治、经济、文化到性、情感关系，无所不包的主题体现出了叩问公共生活的巨大能量。主题上的雄辩特征还表现为分析的深入，正如诗人所自白的那样：“主题可以是任何兴致的，崇高、平庸、渺小、造作，什么样的都行，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穷尽一个主题的变化的可能性。”⑥欧阳江河同样是一位技巧卓越的善谈者，他诗作中技巧的雄辩特征主要体现在“惊人的修辞能力上。他的诗歌技法繁复，擅长在多种异质性语言中进行切割、焊接和转换，制造诡辩性的张力，将汉语可能的工艺品质发挥到了眩目的极致”⑦。 雄辩风格最终呈现为一种声音幅度上的听觉效果，高亢，但更多时候是明确、坚定与清晰。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这其中发生了时间上的跨越，但更为重要的是，发生了一个时代对另一个时代的覆盖——“以晚报、银行和数字为特征的新强人时代”⑧，覆盖了抒情的、理想主义的旧日子。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朦胧诗”一代的北岛们在写作中操持的高音调，在社会批判与人性呼唤的时代主题下，试图与大字报、高音喇叭、《人民日报》社论去争夺解释历史的权力，而在这一过程中，他们诗歌的声音特征也就无法完全剥离他们所反对的声音的暴力气质，这也令北岛们的诗歌在声调特征上更像是政治抒情诗的逆子。在80年代中后期，“第三代”诗人们，在“PASS北岛”的指导原则下，似乎也并非每个写作者都降低了诗歌中的音量，他们诗歌中的高亢之声或是呈现出世俗生活的喜剧感与狂欢化，或是表现为一种“源于乌托邦式的驾驭、源于土地亲缘关系和收获仪式、具有典型的前工业时代人文特征、主要从原始天赋和怀乡病冲动汲取主题”⑨的抒情气质。 与80年代相称的高亢音调，在新时代需要得到诗学上的反思与调整，这是因为新时代自身的声音更为稠密、躁动与复杂多样——银行前台的点钞声，电视广告的叫卖声，流行歌手的甜腻声，交通工具的喧嚣声，新闻媒体对“真相在我”的强调声，大会堂中集体起立时的表态声，以及绝大多数人沉默的心声。身处众声的喧哗，诗歌的雄辩风格不可能再呈现为某种单一的音调，例如高亢，诗人的任务不再是去找一种能够与时代声音相对称、相对抗的音调，在本已暧昧不清的各种声音中，单一的音调向度已经失去了对新时代的解释能力。“时代语言不再是高呼着的口号，甚至不再是冒冒失失的巨大行动，它更是一种势利的、精心算计过的世俗的语言，这种语言中包纳了太多大胆的、急功近利的然而也是谨慎的行动”⑩，在这种情况下，诗人的新任务是保持音调上的独立性，也就是说，在滔滔不绝的同时，善谈者要时刻警惕音调的滑动与堕落，要时刻反思自己的音调是否正在与新时代的某种语言方式达成了共谋，进而丧失了解释世界的诗学能力与批判可能，丧失了对个人化声音的保留与强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