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新诗纪事》、《中国当代新诗编年史》、《中国新诗书刊总目》之后，刘福春的新著《中国新诗编年史》将他的新诗史研究工作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部二百六十余万言的新著，以作者所掌握的丰厚翔实的文献资料为基础，旁采博搜，抉剔精严，为中国新诗八十三年(1918－2000)的历程提供了一份初步的详细记录——一份精确到“日”的历史档案。该书收摄中国大陆、台、港、澳四地信息，举凡诗作与论文的发表、诗人行踪、诗歌活动及诗学论争、诗歌出版物等等情状，莫不俱予载录。在惊叹于作者这份网罗放轶、补苴罅漏的精细功夫的同时，仍不得不说，这几乎是一项难以想象的工作：三万余个时日，频繁、错综的变化，以及此间权力话语与诗学政治所主导的记忆操演，共同构成了这一工作的难度。这既是一场与浩繁的文献资料的顽强搏战，也同时是与新诗史上各种权力话语的不懈抗争。称之为“不屈不挠的博学”(a relentless erudition)，意在彰显其在对抗新诗史编纂实践中一贯的简化、区隔、压抑、排斥策略以及选择性、习惯性遗忘等方面所付出的艰辛努力。 中国新诗如周作人笔下的《小河》蜿蜒流出，几经曲折，一次次冲出“土堰”、“石堰”，业已淌过百年里程。周作人曾称，《小河》一诗，包含着古老的“忧惧”因子，它要传达的是一种“未来的忧虑”。到如今，对中国新诗而言，这“未来的忧虑”已然成为了昨日乃至今日的困扰。一个世纪的诗歌洪流奔腾喧嚣，挟泥沙而俱下，早已不辨发轫时的踪迹。无数的誓言、激情和梦想湮没于岁月的流沙，一同沉入记忆湖底的还有那些公私不清、是非难断的纷争和恩怨。文学现代性不断绽出的新课题、新领域既是新诗创造力的源泉，也曾是无数新诗规划最终搁浅的滩涂。在这频繁变化的时代季候中，政治的诗学与诗学的政治相互交织，主导着诗歌实践的流向。持续涌动的诗潮之下，潜伏的是不同的远景设计与复杂的历史动机。一部新诗史，该如何保存这段寓意复杂、错综纠结的诗歌记忆？或者，也可以这样提问：相对于事实上歧异多样的诗歌生态及其路径多变的历史实践，一份忠实可靠的新诗史记录如何成为可能？ 毋庸讳言，任何诗歌史的写作总是“在历史之中”，总是要以特定的历史视野和诗学判断为前提，在急切地要将散乱的“曾经的事实”转化为线索连贯、秩序井严的“伟大的传统”的欲求与理性、全面地呈现新诗史复杂的实践脉络与丰富史实的要求之间，始终存在不容回避的矛盾。洪子诚曾就他在新诗史写作中遭遇到的相应困惑，做出过如下表述：“在当代诗歌史写作上，是应该确立一种‘本质化’、排他性的诗歌遴选、评价的标准唤醒差别意识，清理出有连贯线索的‘伟大的传统’，还是可以持一种较大包容性、有‘相对主义’色彩的论述方式，抑制过于强烈的主观干预冲动，以便使一时难以做出判断的复杂现象得到多层面的显现？”①问题恰恰在于，诗歌史写作中的此类固有矛盾，事实上曾一再被基于各种立场的“本质化”、“排他性”的历史叙述蓄意放大，并几至于走到了以论“代”史、以论“窜”史的境地。此外，无论是导源于外部环境的变化，还是出于新诗自身观念变革和实践方向调整的需要，围绕诗歌史记忆展开的争夺，始终投射着现实权力的独断魅影，作为中国知识者在现代历史情境中的一份独特的精神记录，在屡屡以“记忆”的名义发起的仪式实践中走向破碎、流失，并沉入一种习惯性的遗忘，诗歌史的“包容性”似乎也只剩下理论上的一线生机。换句话说，新诗史编纂实践中的上述困惑和“犹豫不决”，可能未必有多少可以做出选择和决断的现实条件，其原因不在于立场或价值选择的两难，而在于缺少一个可以征信的史料系统和坚定的史实基础。因为，新诗的历史文献已屡遭“遴选”、改窜和规训，新诗史的记忆也在反复的“修正”中被一再铭写，究竟还留有多少空间可供我们犹疑不定，去取难断，实是一个值得严肃盘诘的问题。 撇开历史上权力话语与诗学政治对诗歌史记忆的明显的有意识操控与涂抹，以“史观优先”和强烈的“意义”索取意识为特征的现代文学史编纂模式也同样加剧了新诗史的“危机”。即使是那些相对保持了“客观”、“中立”立场的诗歌史写作，同样无法避免某种特定的历史“眼光”对诗歌史对象的无情过滤，能够进入其视野的只能是极为有限的诗歌史对象。这些对象之所以会被“挑选”出来，与其说是出于客观中正，倒不如说是因为它们更适合于被纳入某种以特定的历史想象为基础的“情节编纂模式”。因而，那些最终被遴选出来作为诗歌史“中坚”或“伟大的传统”担荷者的诗歌实践，也总是如旁若无人的“极地突进”，失掉了其广泛的历史关联，进而也难于维持其稳定的信誉。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刘福春这部《中国新诗编年史》及其新诗史研究工作的价值可以得到一个基本的确认。 刘福春的新诗史研究从一开始就显示了其与流行的文学史知识生产方式不太相同的旨趣，他似乎不急于去讲述一个富有戏剧性的新诗成长故事，对确立诗学标准、维护经典秩序之类的工作也了无兴趣。他更像是一位严谨的档案管理员，以近乎偏执的姿态去发掘和整理与新诗有关的各类历史文献。与此同时，他选择了“编目”、“纪事”、“编年”、“叙录”这类在现代史学体制中身份暧昧、不太具有论辩性和话语竞争诉求的史体来承载他的工作成果。此种类型的研究与“前沿”的诗学政治、文化权力保持了足够疏远的关系，它重“实证”，求“实录”，自觉地排除理论预设对于研究的干扰，限制过度膨胀的研究诉求，而选择从具体的历史对象、历史过程入手，专注于细节的推求考辨与脉络的爬梳整理，以此达成结实的、又是有限制性的研究结论。从某个角度说，这种“静态”的研究似乎缺少回应现实、解决问题的勇气和能力，尤其是在一个时常需要明确“表态”的研究格局中，它的价值更是难以得到充分的显现。其实，这种不卑不亢地发掘历史资料、整理档案秩序的知识实践，不只体现了对文献秩序与历史真实的尊重，也隐含着对于知识/权力关系的洞察和抵御，其冷静的形态之下暗藏着一种不屈不挠的批判精神。借用萨义德的理论，“搜寻另类的材料，发掘埋藏的文件”，目的在于“唤回已被遗忘(或放弃)的各类历史。”在各种流行的史观和权威的新诗史秩序之外，它坚守并宣示着另一种进入新诗和历史的可能。 “不屈不挠的博学”，在福柯那里，是“逾越”一切学术纪律而演化为一种思想的锋芒，在萨义德那里，是对知识分子“公共性”的坚守，体现的是道义的担当。他们共同构成了当代知识批判的一种精神传统，向着一切既存的权威和流行的常识发出了毫不迟疑的质询。刘福春的“博学”也许可以有着谦虚得多的含义，但这丝毫不会降低他独特的知识实践方式所具有的意义和价值。事实上，作为一名新诗史的“专家”，刘福春研究工作的价值在“资料处理”的层次上早已赢得了广泛的赞许。依然值得期待的是，借助于对《中国新诗编年史》的讨论，“资料处理”的含义能够在一个新的理论层面上被加以重新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