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905X(2013)11－0074－06 中国革命的幽灵是如何从1840年鸦片战争及随后帝国主义侵略的数十年混乱的时期中产生的，这个问题学者和历史学家已经讨论了很久。及至1900年，包括沙俄和日本在内的西方强权，已经在中国18个行省中的16个中建立了势力范围：这一事实触目惊心。对生活在中国这一土地上的人们来说，“成为现代”的迫切要求，从危急时局中浮现出来。1911年辛亥革命让人们看到了这种挑战的巨大程度，但是并没有产生可行的解决方案。当国土被生生瓜分时，20世纪初的作家描绘了一个在世界舞台上创痛深巨的中国，并以失败、屈辱和可能是注定面临灭顶之灾命运的身体化意象来表现它①。瓦尔特·本雅明对现代历史作为“一片废墟”和现代人性作为“一堆碎片”的描绘，同样能用在这里，其事实上的准确性一如其在社会心理上的召唤力。 于是，在现代中国女性的写作中，以令人震惊的频率出现垂死和死亡身体的形象，就不是纯属偶然的了。它们既标示出中国社会的物质条件，也示意着这些女性批判性想象的特殊视域。秋瑾对死于战斗的女兵的呼唤，庐隐对死于洪水的大批逃难者的描绘，萧红对中国乡村饿殍遍野的农民的再现，只是最显而易见的几个例子。一直被文学史家归为“闺秀女子”以表现超验的“母爱”为特色的作家冰心，把在平静的日常困苦磨难和四处蔓延的战火中未成年儿童(特别是女孩)的死亡，带入她的写作中。众多此类作品中的虚构形象或新闻报道中的场景，伴随着这些女性对她们相知相识的真实人物的记忆，如私人的朋友、文学上的志同道合者、政治上的同志，以及生活中的伴侣被她们呈现出来。丁玲的《死之歌》——一部自传式的散文作品——可以被解读为对一个她及其同时代女性生活于其中的混乱失序的世界的描绘。丁玲详细描绘了她关于父亲葬礼的最初记忆，这葬礼示意了中国士大夫家族制度的解体，之后她总结道：“在我有一点朦胧知识的时候，我对死，就有很深的印象。死是这样可怕的啊！整个幼年，我就是跟着在死的边缘上挣扎的母亲生活的。”[1] 丁玲“在死的边缘上”度过的不仅有她的童年，还有她随后的时光。放眼望去，在这一时段，许多女作家和艺术家英年早逝。秋瑾32岁时死于绍兴，那是清廷统治的最后几年；她的诗《致徐小淑绝命词》[2]是对她自己死亡预先的哀悼。石评梅26岁时在北平死于肺炎，她所编辑的颇有影响的《蔷薇周刊》戛然而止。庐隐34岁时在日军战火下的上海死于过度劳累和身心俱竭。《血与火》——她撰写的有关抗战的小说，同时也是最后一部重要小说，只写了一半[3]。而萧红，在战乱流离中生下一个死胎后，只活了18个月多一点的时间。她在日军占领下的英属香港死于误诊手术，年仅31岁，当时她还在写一部回忆她出生地的重要的中篇小说《呼兰河传》[4]。如果说在20世纪的前30年，社会动乱以不同方式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她们以及其他女性的生活，那么1937—1945年间的抗日战争就把她们每个人从她们原已摇摇欲坠的生活轨道上撕扯下来和劫持下来，抛入战乱，让她们全体都成为中国土地上的流亡者。“时代……已经在破坏中”，张爱玲在沦陷的上海写道，“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5]。对几十年中这些女性如同被剪刀切断或持续被打乱打碎的生活——她们留下了这么多写了一半的故事和没有完成的著作计划——的匆匆一瞥，会提醒我们停下来，促使我们去深入思考她们的生活、作品或毕生事业的界定性条件。只有当我们把这些毕生事业置于它们的物质语境——一个死亡特别是女性死亡变得司空见惯的时空环境——之中，我们甚至才能开始去接近探讨她们的毕生事业，其中体现的是人类为在历史的瓦砾碎片中生存下来而做出的奋斗挣扎，某种如秋瑾所说的浸润者“血与泪”的辗转跋涉。 一、“弱者”的性别 这个时代在现代中国的书写中常常有另外一种表述：这是一个“弱肉强食”的时代。对广阔的文学研究和批评理论领域中的女性主义学者来说，“弱”与“强”的分类是有启发性的。在欧洲史语境中写作的学者，例如琼·司各特(Joan Scott)、玛格丽特·弗格森(Margaret Ferguson)和希多尼·史密斯(Sidonie Smith)，已经以她们各自的方式指出，在整个17世纪和18世纪，一个新的、被性别化的女性的灵魂如何逐渐取代了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神学的、无性的灵魂[6]。安妮·佛斯特－斯特灵、桑德拉·哈丁和邓尼斯·莱利等其他学者则描绘了这种“神学修正”如何将“自治的灵魂”推到一旁，同时发展出一种女性化暨性别化的有关自然(包括生理自然)的观念来取而代之。按照这种观念，人类认知和思考能力的“缺位”和“匮乏”被认为是这种被性别化了的“女性的灵魂”的“自然”属性和特征。作为这种“缺位匮乏”的体现，女性于是被打上了“主体之最底层”的标记，构成“天然弱者”的生物学意义上的证据；而与此为映衬和前提，男性主体则被建构为“强者”，被赋予了“强者”的属性[7]。概括而言，“强壮的人”一词在欧洲语言特别是英语中，从17世纪以后才经常具有这样的含义，即这种人的身体力量或体力精力是其心智本质和道德品性的象征，这使得他有能力有理由去占有社会、政治、财政、军事和其他机制性的权力。反之亦然[8]。弗里德里希·尼采著名的(或者说声名狼藉的)关于“强者”与“弱者”内在韵律的图式，表现了被如此设定的男性和女性之间隐含的权力关系，这是一种“超善恶”的必然性：“当一个细胞把自己转变成一个更强壮细胞的某种机能，这是合乎道德的吗？它必须如此。当更强壮的细胞消化了较弱的细胞，这是邪恶的吗？……在想要把某些东西转化为自己的机能的强者那里，快乐和欲望相伴而生；在想要变成某种机能的弱者那里，快乐和被欲求的意愿相伴而生。”[9]这种将强弱二元对立作为现代主体构造之天然条件的界定性表述，揭示出的是某种社会结构关系，同时也是一种性别化的生物政治和欲望构建的经济系统。“强者”归属于主动性的男性力量，其“本质”在于他把其他人消化为自己的机能，即为推动其作为主体的欲望扩张而服务的机能。“弱者”归属于被动的女性身体，其“天性”在于她对自身被欲求被消化而成为“强者”之机能的“意愿”。 当20世纪初现代欧洲的经典被大量、迅速翻译成中文的时候，这种或隐或显地生物化、自然化了的政治观念(笔者简称其为生物政治)及其逻辑亦被引入了中国②。本文特别关注“弱者”一词的表达和意蕴，是如何具体地在现代中国女性文学中以各种比喻形式出现和再现，并如何同时成为现代中国词汇的一个组成部分的。迟至2000年，北京出版的一份题为《中国女性文化》集刊的创刊号上，仍然登载了一系列处理以女性身体为载体的“弱者”问题的文章[10]。20世纪中后期以来，中国、美国乃至全球的学者对“自我主体”和“他者客体”之间的二元对立及其具体实施进行了批判性的解构，其中内在地包括了女性作为他者客体的“弱者”和男性作为自我主体的“强者”的二元对立，他们细致入微地揭示这二元对立的具体施展，是如何以法律法典、社会政策、文化规范和与现代民族国家历史建构运作相关的诸制度之组织原则等形式进行的。对其中一部分学者而言，由所谓“生物学”之进化论规定和必然化了的“生物属性”即“命运特征”的逻辑，是以“弱者之(女性化)性别”为内核的；而由此逻辑所构成的现代“身份政治”就是内在性别化的。因此，社会性别和社会有性状态及其特征的范畴，不仅在他们的认知政治中占据了核心地位，而且成为终极关怀，譬如美国某些激进女权主义者以女性性别本身为德性起源和正义基点的理论阐述。同时另外一些学者则探索这种“生物—命运”的不同社会维度和文化历史变奏，开拓了一种思路方法，在运用的同时又超越了社会性别与社会性征的既定范畴。珊德拉·莫汉蒂(Chandra Mohanty)、雅基·亚历山大(Jacqui Alexander)、利萨·洛(Lisa Lowe)以及许多其他学者致力于研究作为社会权力关系产物的性别后果与性征后果及其特殊性，以便将这些具有特殊性的后果和不同的跨越新旧地缘政治和生物政治边界的、看上去分隔离散的人类痛苦情景联系起来。他们所构想的“四分之三世界的女性主义计划”，主张去面对并参与到“广大受多重压迫的女性”的生存条件的改善中，她们的生存条件不仅被烙上了性别特征，还被烙上了人种、族(裔)性、阶级和国籍的人性类别等级特征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