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有关振兴工业题材文学的讨论与呼吁此起彼伏。确实，中国的工业文学几乎是伴随着五四新文学的节奏行进的，虽然，与中国漫长的农业文明、广袤的乡村、庞大的农业人口与现代中国农村革命的实践相匹配，乡土文学或农村题材创作一直占据重要的位置，但是，由于政治上的后发优势，作为“领导阶级”的工人阶级和越来越成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的工业的强势地位，工业文学又享受了特别的尊荣。不过，工业文学的创作实绩以及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力似乎与这样的尊荣不怎么相称，特别是在当下，几乎已经很难有产生影响的这类创作了，包括为其他艺术门类如影视提供文学资源，其供给力也显得非常疲软。 这里面肯定有许多原因，在理论上也有不少有价值的探索，但是，我们认为，如果要振兴工业文学创作，从工业自市场经济改革以来的转型，以及与其他经济类型的关系和在社会生活中的位置来看，囿于原有的概念恐怕难以有理论的突破，也就不容易为创作观念的更新提供支持。所以，我们觉得，在企业化时代，用企业文学的提法代替工业文学可能更合乎实际，也更能整合资源，从而在更为广阔也更符合时代精神的价值理念与关系结构中探索作为新兴文学门类的审美取向与叙事策略。 我们需要丢掉工业文学传统的包袱，如果沿着传统工业文学的路子继续前行，出路不大，与社会现实也会渐行渐远。可以对20世纪以来中国工业文学的发展道路和它的一些美学风格作一个简单的梳理。中国比较成熟的工业文学滥觞于五四前后，一方面是中国工业化的起步，另一方面也是关于对工业化所带来的社会变局形成了理论解释。对外国资本与民族资本的矛盾，城乡的矛盾和劳资的矛盾的表现大约是这时期工业文学的几套主题，一直到三四十年代，都维持着这样的语义格局。而人物阵营化，冲突简单化，叙述粗线条相应地成为其美学特征，即使像茅盾这样在其他题材写作上成熟细腻的作家在处理工业题材时也有意如此。这时的解放区文学对这一领域涉及很少，所以，草明在东北解放区写下的一系列工业题材的作品得以成为共和国工业文学的开山之作，中国的工业文学的主题也由此发生了变化。在这方面，草明几乎具有了全面阐释中国此后很长时间这一领域的典型性。对于草明以及稍后的许多作家来说，他们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帮助革命者认识到工业的重要性，如何表现工人阶级的先进性，表现大批新产业工人角色的转化，表现自力更生与国外专家的矛盾，以及先进的现代化工业管理遇到的困难以及工厂作为继续革命的空间。先进与落后、革命与反动、自力更生与“崇洋媚外”是处理这些冲突的本质性二元结构。 毫无疑问，新时期文学以来是中国工业文学的跃升期。《乔厂长上任记》显然是绕不过去的作品，它对社会变革的召唤性描写以及宏大叙事风格可以说开一代工业文学之文风。其后便是以现实主义冲击波为代表的一批作家，虽然雄奇的风格不再，但对新一轮工业改革的追踪依然延续着八十年代的路径。可以这样说，被几代作家反复塑造并被读者和文学界认可的中国工业文学的典型样态的写作大致到这个阶段。这种样态的主要特征就是将工业文学与主流意识形态紧紧地捆绑在一起，始终让这一文学承担着政治话语、民族叙事和国家意志，不管它们在不同时期有着怎样的变化，是让工厂为战争服务，还是技术革新赶超英美，抑或是将工厂变成政治的舞台或者为国家的改革趟水探路，本质上是一致的。这也是许多非主流的工业题材的体式与人物形象被遮蔽的原因。比如从五四时期的一些作品，再到八十年代如《普通女工》《丹凤眼》《烦恼人生》等等，一般都不将它们放在工业文学中。如果这样的回顾与判断是有道理的话，那么，中国当代工业文学其实走的是一条比较狭窄的路，甚至，写了这么多年，工业是不是真正呈现出来了还是个问题。说到底，工业可能仅仅是个叙事的依凭，表达的却不一定是工业的本质。现在再去讨论已经是事后诸葛亮，因为作为人类现代化的生产方式与生产行为，工业改变着社会，改变着人，改变着人的生活方式，这种改变是翻天覆地的，革命性的，所以会以“文明”称之。但我们的文学，几乎在一开始就将它挤压得无限扁平，只将其作为政治与社会意识形态的载体，而且，我们社会科学以及人文科学也未能对这一文明进行系统的研究与表达，这不但影响了工业的进程，制约了这一文明的建设，也使文学缺少了背后的支撑。 是不是按照这样的设想重新定义工业文学，或者依此为工业文学的发展制定方略？我们以为已经没有必要，因为现在严格地说已经不再是工业化时代，而是企业化时代。严格意义上的企业，是指从事生产、流通、服务等经济活动，以生产或服务满足社会需要，实行自主经营、独立核算、依法设立的一种盈利性的经济组织。其实，这一经济学层面的定义对我们思考何谓企业文学并没有太大的指导意义，关键是将企业作为一种社会组织与行为方式，作为一种价值建构的发源地，作为一种新兴的文明去对待。在这方面，我们尤其要吸取以前对工业文学的理解，过去的工业文学曾经对工业的存在方式限定得过死，以为工业只是在工厂这一特定的空间发生的人与事，所以，工业文学一直又有“车间文学”的别称。因此，一个出色的工业文学作家，当他的观察和思考达到一定程度时，必然要突破这种预设的空间。蒋子龙后来就反思说：“并不是只有描写工厂的劳动生活，才是‘反映现代工业文明’。现代社会已经被工业文明彻底改变，剧烈地影响了现代人类的生存环境、生活方式、伦理观念、生理状态、表达形式……当代文学只要是表现当代现实生活，无论所反映的是哪个社会层面、哪种生活领域，都无法脱离‘现代土业文明’。”①当我们这样来理解时，我们就会认识到从“企业化时代”来规定“企业文学”的合理性与必然性。在当代社会，企业作为一种文化和文明已经渗透进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作为一种生产与经济方式，它不再是单一的，传统社会中的单个独立的经济单元都被企业化了，被整合了，被打通了。从一开始作为观念形态的技术思想，到技术向产品的转化，再到产品的应用与服务，所有配套的研发、生产、流通、推广和融资，各个环节都企业化了。在传统社会中，研发、金融与服务一般不会从企业化的角度来认识，但是，当今社会，它们已经是企业的中心地带，而且是最具活力与生长点层出不穷的企业集聚区域。我们倡导“企业文学”，其实这并不是一个全新的提法。据说，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国外就已经有了这一文学类型，而且已经产生了影响巨大的经典作家与作品。②这是因为欧美、东亚和南亚的企业化进程都比我们要早。因此，他们能较早地从十八世纪就兴盛的工业文学走出来，并且将财经文学、商贸文学甚至更微小的如酒店文学、旅游文学整合起来。在这些企业文学中，题材是局部的，但背景与理念则是广阔的，是企业式思维的。如果我们还局限在传统的工业文学中，或者依然延续着传统的许多亚文学类型，一方面与现代企业化存在不相符，同时，也在观念上受到极大的制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