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是文学艺术的统帅和灵魂，这也是“十七年”时期文艺生存处境的真实写照。戏剧创作要密切配合政治运动，传达政治思想内容，促进政治运动的有力开展。在这个视角下来观察“大跃进”与社会主义戏剧的关系，可以揭示出“大跃进”政治背景下，当时戏剧的乌托邦性质的形成和发展。 乌托邦，本意是“没有的地方”，其描写的是“一个不合常理的世界，一个不可能的世界，从本质上就不会存在于任何地方的那么一个世界”①。从莫尔的乌托邦新岛到柏拉图的大西岛，再到康帕内拉的太阳城，都刻画出一个生产资料全民所有、按需分配、人人平等、没有压迫的世外桃源，表现了人类对美好社会的憧憬。以此考察中国当代戏剧，乌托邦的这些元素大量存在于“大跃进”时期创作的一大批剧本中。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剧本所描绘的国家未来发展蓝图从一开始并非被认为是不可实现的，考虑到剧作家的智慧和对政治的感悟力，剧本所展示的应该不是盲目和纯粹的空想，但历史的发展已经揭示出这类戏剧中所设计的国家发展蓝图是空想性的，它们不是可以付诸实践的对未来社会情景的科学构想，其内涵表现出强烈的乌托邦性质。在此意义上，笔者谨慎地将这一类在特定历史时期出现的对社会主义发展蓝图进行大胆的憧憬、其空想成分较之中国戏剧史中任何时段都更为突出的戏剧称之为“社会主义乌托邦戏剧”。社会主义乌托邦戏剧对未来生活情境、人的行为准则、理想的社会关系的憧憬，可以想象为一群具有奉献精神和无限创造力的人，生活在一个经济进步、科技发达、人际关系和谐的社会里，从而，在乌托邦戏剧中建构了一个未来的国家形象。这些乌托邦想象的现实根基异常脆弱，因而它基本上只是一种难以实现的愿景。 社会主义乌托邦戏剧是被“大跃进”催生的，但它实际上也和新中国社会在20世纪50年代所形成的时代气氛非常契合。那种乐观主义的风气、那种绝对自信的豪情、那种昂首挺胸的气势，都需要一种与之相适应的文学形态来表现，乌托邦戏剧恰好满足了时代的需要。同时，人民群众的建设热情中也间杂着一种复杂的心理，既为国家的统一感到骄傲和自豪，又在内心深处为它的落后感到自卑，在这种“知耻而后勇”的心理作用下，希望寻找一条捷径以壮大国家的势力，而“大跃进”就是这条进行社会主义高速建设的道路。为了表现这种类似于“狂欢盛会”的跃进气氛，戏剧创作必定要大胆想象，勾勒出一个美好的前景，展示人民的建设热情，以鼓舞现实中的人民群众更好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因此，“十七年”社会主义乌托邦戏剧所表现的内容都与当时的社会主义建设高潮有关，或者是对未来的美好想象，或者是表现人民群众无所不能的创造力量，或者是展示团结协作的共产主义精神，所有这一切都试图从现实和精神两方面起到鼓舞人心的作用。 一、戏剧场域的乌托邦建构 1958年中国开始的“大跃进”热潮，其目的是为了加速经济的发展，提高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斗志昂扬的建设热情、“总路线”所勾勒的社会主义建设蓝图，在国内造就了一种乌托邦氛围。在“大跃进”影响下，文艺界召开各种会议，讨论如何进一步发展文艺创作，以适应全国生产“大跃进”的形势。田汉呼吁文艺界要配合经济建设的高潮，打造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如他所言，戏剧事业必须要和“我们国家一日千里的建设高潮和亿万人民日益高涨的文艺要求相适应”②。也即在经济“大跃进”的同时，要发展文化上的“大跃进”。在创作方法上要借鉴经济建设方法。比如欧阳予倩、林默涵等人倡导用“多、快、好、省”方针指导戏剧创作③。田汉在创作《十三陵水库畅想曲》(1958年，中国青年艺术剧院首演)时就实践了这一方针④。经济建设上采用大范围发动群众、技术革新、苦干加巧干等方式，戏剧创作也要走群众路线，发动专业和业余剧作家进行创作；与经济建设预先拟定计划和指标的做法相一致，戏剧创作和演出也要求定指标，以“推动和鼓舞他们在创作上的积极性；并用竞赛、评比、互相鼓励和推动的办法，把广大的作家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组织起来”⑤，还要进一步在数量和质量上表现出跃进态势。当时的剧作家和剧院都制定了具体的创作指标，老舍、田汉、吴雪、陈其通等人纷纷表示要积极响应戏剧创作上的“大跃进”。田汉甚至豪迈地宣布：“今年要创作十个话剧、京剧、昆剧剧本。”⑥北京各戏剧团体也相互挑战，认为相互竞赛可以促进戏剧创作的进一步繁荣。指标、挑战、报喜等成为了衡量戏剧创作是否跃进的主要依据。戏剧界提出，跃进的程度“要努力赶上工业”⑦。 经济“大跃进”的出现是因为“中国人受尽了帝国主义的欺压和侮辱，心头郁积着怒火，强烈地要求能尽早挺身站立起来”⑧，是一种民族自尊心理的驱使，迫切盼望中国能够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面前扬眉吐气，文化上的“大跃进”除了配合现实中的经济建设热潮，也与西方资本主义有关，即当时要建立独立于资产阶级文化的属于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文化体系。具体到戏剧界，是否努力创作反映时代特征的剧本，成为检验剧作家是否具有坚定的社会主义立场、甘愿为社会主义贡献力量的标准之一。因此，社会主义乌托邦戏剧的形成和发展，与当时的社会现实和政治运动息息相关。文化艺术作为经济建设的上层建筑，被要求紧密地为社会主义革命事业服务，促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戏剧创作要“以主要力量反映当前的伟大斗争，为广大工人农民巨人般的创造力、神话式的丰饶成就而歌唱……写人民所从事的史无前例的伟大建设，和人民在生产‘大跃进’中所表现的无限热情和崇高品质”⑨。与此同时，要走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两结合的道路，既要刻画火热的建设场景，也要在作品中加入浪漫主义的因素，展示中国人民惊人的创造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