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从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寻找新文学的渊源所在，就成为学术界的一大课题。刘大白、郑振铎、傅斯年、郭沫若、朱自清等在西方文化里追根溯源，周作人、胡适等则从传统文化中寻觅蛛丝马迹。新时期以来，更多的学者继续在这两个方向上努力，并取得一定的成就。纵观整个探究过程，可发现一个倾向，那就是对西方文化渊源的探索相对深入、广泛，对传统文化渊源的探索则相对薄弱、狭窄，无论是社会文化资源方面还是文学形式资源方面，优秀的成果虽有却不多。进入21世纪后，虽然在很短的时间内出现了一些令人耳目一新的成果，但整体上并未改观，尤其是一些重要的领域仍被湮没，没有进入研究者的视野。比如楹联文化对新文学的发生及其内蕴的生成所起的广泛而深远的作用就长期被忽视，成为学术盲点。 楹联因一般题写在楹柱上而得名，又称对联或对子。它由上联与下联加横批(可以没有横批)构成，格律上遵循着六个方面的要求，即“六相”。①楹联均衡、对称的文字形式给人稳重、和谐之感，起伏、顿挫的声律呈现出悠扬、流畅之美。它通常由精致的书法和巧妙的联语构成，两者相得益彰。学者大多认为，楹联是在中国传统“桃符”和“对句”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独立的楹联起源于五代，盛于明清。②在五代之前，其雏形存在于各类文章体式之中，是古典韵文甚至散文的基本句子结构形式之一。楹联的主要渊源是阴阳二元观念和汉字文化。中国古典哲学中的“《易》有太极，是生两仪”，③世界万事万物均由既相互对立又互根互用的阴阳两面组成的思想，是其哲学基础。此外，孤立、单音的方块汉字的存在是楹联形成的另一根本条件。楹联的“六相”特征与汉字的音、形、义特点密不可分。阴阳、对仗、正反合是中国文化的特征和基础之一，④楹联集中体现了这一特征。虽然楹联在五代之后才正式出现，但楹联文化与这些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是同时出现的。它早期主要表现在骈文中，后来逐渐向曲赋诗词渗透，并一直对文学创作产生影响，具有强大的穿透力。这种穿透力和楹联的独特性紧密相联。楹联的独特性有四：韵散结合、庄谐统一、美用一体、雅俗皆宜。也就是说，楹联既遵循着一定的格律要求，如“仄起平收”、“字数相等”，又不必字字合韵，可长可短；楹联的主题可以是纯粹的游戏娱乐，也可以是庄严的喻指；它既具有超越现实的审美价值，也可用来宣传、说教，甚至装饰；士大夫和读书人爱好楹联，民间百姓的节庆活动也少不了楹联。 楹联的灵活性和包容性，以及源远流长的文化根基，给予它顽强的生命力。现代作家和楹联及楹联文化有着非常深的关联。他们大多接受过传统文化的熏陶，有的还有很深的造诣，不仅留下不少楹联杰作，其文风、人格亦深受影响。例如鲁迅的精警、毛泽东的凝重、林语堂的幽默、陈寅恪的智慧、朱自清的匀称流畅、冰心的寓大义于小文、郁达夫的名士风度等，都体现在他们的楹联创作中。此外还有梁启超、胡适、郭沫若、赵树理、孙犁、茅盾、老舍、施蛰存、张恨水、俞平伯、徐訏、沈从文、张爱玲、刘师亮、马凡陀、金庸、梁羽生、流沙河、贾平凹、邵燕祥、冯骥才等人，他们的楹联作品纯正地道，令人称叹。此外，现代作家的文学创作到处有楹联的身影，如冰心等人的小诗、朱自清的散文、马凡陀的山歌以及现代章回体小说等就是如此。楹联对新文学的影响除了直接的方式之外，更多表现为潜隐或曲折的方式。阴阳二元观念是楹联的哲学渊源，受其影响，现代作家也习惯从正反两方面去观察和描述事物。总之，楹联文化或明或暗，或浅或深地影响着新文学，这既表现在各种文体的创作中，也表现在作家的价值观念与人格修养，以及他们对文学、文化的认识与阐释上，尤其表现在其思维方式与艺术表达上。楹联传统的渗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和提升了新文学的品格。遗憾的是，正如程千帆先生所言，楹联“本应该在文学史中占有一席之地”，但不知为什么却“被我们的文学史家们一致同意将它开除了。”⑤确实，如此广泛而深刻的联系如果被忽略了，怎能全面探索新文学的源头呢？而如果没有深入了解新文学的传统，又怎么能真正理解新文学并使其发展壮大？因为传统并不只是“过去”，它还是“现在”和“未来”。正如爱德华·希尔斯所说：“传统影响着知识作品的创作，影响着人们的想象和表达。”⑥ 一、新文学的楹联文化渊源 楹联作为一种文学传统在弃古追新、文化大断裂的五四时期有怎样的命运呢？五四时期学者对传统文学的指责，重点在于其形式呆板、内容糟粕，所以骈文理所当然地成为批判的对象，旧体诗词和旧戏曲都被毫不留情地批判。钱玄同、周作人、刘半农、胡适、傅斯年都主张废除戏曲，但他们对于旧文学的批评很少直指楹联。这种悖谬现象的形成源于以下几个方面原因。 第一，楹联是形成中国社会文学场域的重要基础，⑦尤其是在清代以后，它成为民族文化的根基之一。它既是传统语文启蒙教育的基本方式，⑧也是文人之间进行交往的重要渠道，它还是点缀名胜古迹、传播传统文化和文学的重要途径。⑨此外，它还具有社会政治功能与人生教育功能。采用汉字进行创作的现代作家离不开楹联。尽管五四时期也有一些人主张废除汉字，⑩但事实证明这种设想是极其幼稚的。更何况，楹联在中国传统文化和文学传播中的重要作用并没有被五四知识分子意识到。这可能和它不为古代正统的“文章学”所重视，不被认为是一种典型的文学体裁有关。在许多人看来，它甚至不是一种独立的文体，只能寄生在诗词之中。这一边缘化的地位使它在激进的五四时期，躲过了新文化运动先驱者们的炮火，无意之中成为批判的盲点。实际上，传统楹联中也不乏糟粕之作。 第二，楹联既是文人创作，又和民间百姓的生活密切相关，它的这一复杂特性暗合了五四知识分子的某种复杂心态。标榜反对贵族文学，提倡平民文学的新文学运动的先驱者们，大多出身书香门第，具有浓厚的士大夫气息或者名士风度。这一矛盾处境决定了他们难以真正喜欢某些“土得掉渣”的民间艺术，而楹联既继承了旧体诗词高雅严正的特征，又兼容了民间艺术的智慧，充分显示了雅俗融合的大众文化优势及其内在的郁郁生机。于是它逃出了不愿自相矛盾、自拆台面的五四作家和知识分子的批判视野，成为一块“自由之地”。可以说，对于楹联的宽容，是他们内在的一种心理需求。而且，当时在旧体诗词里厮杀，却很难突出重围的新文学闯将们，也需要向民间文化求助。北大还开展了以民间歌谣的征集、创作为主要内容的歌谣运动。(11) 第三，楹联历来不是古板枯燥，只能用来传播正统思想的文学形式，有些楹联的创作、传播、接受过程充满生趣。它可以借助汉字音、形、义等特点，运用双关、讽喻、谐音等手法，以及出人意料的奇思妙想撰写而成，充分展示撰写者的机智和才华。比如同一副上联，可以比试谁的下联对得工、对得巧，比试过程“纯以逗乐谐趣、斗智试才为目的游戏性楹联也不少”，(12)接受者也必须识得其中的文字奥妙才能读懂。有些楹联就是依靠这种游戏性成分而获得广泛传播的，典型例子之一是山海关孟姜女庙里的楹联：“海水朝朝朝朝朝朝朝落，浮云长长长长长长长消”。(13)此联的构成利用了汉字同形异音异义和谐音的特点，我们可以将其读成：“haishuichao zhaozhaochao zhaochaozhaoluo,fuyunzhang changchangzhang changzhangchangxiao(海水潮，朝朝潮，朝潮朝落；浮云长(zhǎng)，常常长，常长常消)”；也可以读成：“haishuizhaozhaochao zhaochaozhaozhaoluo,fuyunchangchangzhang changzhangchangchangxiao(海水朝朝潮，朝潮朝朝落；浮云常常长，常长常常消)”。它还有其他读法，据说最多有16种。这明显就是一种文字游戏，并无特殊的含义与喻指。自古文人就爱楹联游戏，因为这不仅可让他们展示过人的才华，且可享受理性之外难得一遇的天成之趣。五四知识分子批判传统文学，重在批判其“载道”特性，而对于其游戏特征似乎是包容的，甚至是赞许的。所以楹联才得以幸免于难，没有成为时代狂飙的冲击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