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分类号：1674-7089(2013)05-0120-12 从晚清到“五·四”，文学翻译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晚清文学翻译，最早来自于传教士。1899年林纾翻译《巴黎茶花女遗事》以来，外国文学翻译开始风行，政治小说、科学小说、侦探小说、历史小说、言情小说等译作大量面世。不过，开始阶段翻译文学中的名著很少，多数都是二三流或不入流的作品；在翻译上也不尊重原文，习惯于以中国文体改写外国文学作品，甚至常常不署外国原作者的名字。这种转变的质变，发生在《新青年》时期(1915—1922)。 辛亥以后，袁世凯复辟，共和被打破，文化上回归保守。陈独秀开始对政治革命感到失望，他感到，救国还得从思想启蒙入手，而思想启蒙首先要从青年人入手。1915年9月出版的《青年杂志》，就是在这样一种指导思想下创办的。 引进西方思想的方法首先是翻译介绍。在《新青年》上，翻译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新青年》对于外文格外重视，开始看起来有点像青年的外文辅导类刊物。刊物上常常有英汉对照，并介绍外文学校，连广告都一直是介绍英汉辞典的。陈独秀很重视西洋文学的翻译介绍，在《敬告青年》《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等文介绍了西洋思想之后，陈独秀接着在《青年杂志》一卷3号和4号连载发表了《现代欧洲文艺史谭》一文，介绍西洋文学。陈独秀认为：西洋文学经历了古典主义、理想主义、写实主义和自然主义的几种不同阶段，而中国文学尚处于古典主义、理想主义阶段。①中国当前最需要的，是追逐19世纪科学昌兴之后的写实主义和自然主义。陈独秀《现代欧洲文艺史谭》一文的巨大贡献，是为中国文坛确定了文学的阶段和等级。晚清以来的文学翻译之所以鱼龙混杂，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文坛对于外国文学认识不清，区分不了通俗作品和名家名著。陈独秀对于西洋文学史阶段的分法未必准确，不过他的论述却给国人提供了一个识别西洋文学的标准和方向，对后来的文坛产生了很大影响。 翻译《新青年》最早的翻译家是陈嘏和薛琪瑛。前者系陈独秀的侄子，曾留学日本；后者是薛福成的孙女，吴汝伦的外孙女。他们俩的翻译，全是连载。陈嘏翻译的屠格涅夫《春潮》，连载于《青年杂志》一卷1－4号。薛琪瑛翻译的王尔德《意中人》紧随其后，连载于《青年杂志》第一卷2、3、4、6号及第二卷第2号。接着是陈嘏翻译的屠格涅夫《初恋》，连载于一卷5、6，二卷1、2号。二卷3号开始，《新青年》又开始刊登陈嘏译王尔德的《弗罗连斯》。这些名家名著构成了《青年杂志》及《新青年》初期译文的主要篇幅。在鸳鸯蝴蝶派和林纾翻译盛行的1915年，《新青年》这种名家名著的文学翻译无疑令人耳目一新，成为了“五·四”文学翻译新时代的开始。不过，如果从翻译的文体层面看，初期《青年杂志》以至《新青年》的翻译仍有较多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晚清的翻译。从语言上看，这一时期的译文主要还是文言。晚清翻译的删节改写，在初期《青年杂志》以至《新青年》仍有遗留。陈独秀事实上并不是文学中人，《青年杂志》对于西洋文学翻译的推出还只是初步的。事实上，《新青年》的宏伟大业还刚刚开始。这个时候，胡适及时地出现了。 1916年上半年，《青年杂志》遭遇了麻烦。上海基督青年会因《青年杂志》与他们主办的杂志刊名雷同，要求《青年杂志》改名。《青年杂志》对抗了几个月，终于无奈妥协。《青年杂志》本为月刊，《青年杂志》一卷6号出版时间为1916年2月，而《新青年》二卷1号的出版时间为1916年9月1日，这中间停了七个月。不过，坏事也可以变成好事，陈独秀借杂志改名之际，趁机调整办刊方向，这才有后来暴得大名的新文化刊物《新青年》。《新青年》一卷1号刊登了两条通告：第一条是宣告《青年杂志》更名，同时宣告《新青年》请来了诸多当代名流供稿，该刊将以新的面目示人；第二条是“读者论坛”一栏容纳社外文字，让读者自由发表意见。《新青年》延请的“当代名流”之一，便是胡适。 自二卷1号起，胡适正式为《新青年》撰稿，他的第一篇文章便是用白话翻译的俄国作家泰莱夏甫的小说《决斗》。从二卷4号起，胡适开始在《新青年》登载“藏晖室劄记”。其中颇多介绍西洋文学的内容，如二卷4号“藏晖室劄记”介绍霍甫特曼、易卜生，介绍欧洲的问题剧；二卷5号“藏晖室劄记”介绍了诺贝尔奖(胡适称为“诺倍尔赏金”)的情况，并刊录了近年来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名单，这是国内较早介绍诺贝尔文学奖的文字。自陈独秀《现代欧洲文艺史谭》以后，国内文坛对于西洋名家名著等级有了大体的概念。不过，陈独秀事实上只侧重于法国文学，对于西洋文学大势的了解未必全面准确。胡适身在美国，对于西洋文学的了解更为直接。他从英语世界发回来的文章，不啻为对于陈独秀的一个有力补充。 自四卷1号起，《新青年》取消外稿，变为同人刊物。《新青年》封面上刊载了十八期的“陈独秀先生主撰”的字眼也消失了。自此以后，《新青年》出现了新的气象。四卷1号，《新青年》发表了周作人的《陀思妥夫斯奇之小说》，这是周作人在《新青年》的第一次露面。四卷2、3号，钱玄同、刘半农配合演出了一场“双簧戏”，打了一场富于影响的硬仗。四卷4号，《新青年》首篇隆重推出胡适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四卷5号，胡适发表《论短篇小说》；鲁迅第一次出场，发表《狂人日记》。四卷6号，《新青年》推出“易卜生专号”，胡适发表《易卜生主义》。在《新青年》同人中，胡适让人瞩目，似乎有取代陈独秀主导《新青年》的趋势。 《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是胡适对于自己的文学改革思想的一次概括，也是他对于翻译思想的一次系统表述。胡适将文学革命的主张概括为十个大字：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并认为创造新文学唯一的方法就是翻译西洋文学。他在文中详细阐述了借鉴西洋文学的理由：“我上文说的，创造新文学的第一步是工具，第二步是方法。方法的大致，我刚才说了。如今且问，怎样预备方才可得着一些高明的文学方法？我仔细想来，只有一条法子，就是赶紧多多的翻译西洋的文学名著做我们的模范。”至于如何翻译西洋文学，胡适也进行了规划。他认为中国目前的翻译，都不得其法，他拟定了几条翻译西洋文学的具体方法：(1)只译名家著作，不译第二流以下的著作。(2)全用白话韵文之戏曲，也都译为白话散文。只译名家名著，这是对于陈独秀推崇西洋文豪的一个落实，也是《新青年》翻译与晚清翻译划清界限的一个标志。“五·四”翻译的另一个标志——用白话文翻译——则主要是胡适的功劳。胡适不但进行理论倡导，同时也付诸实际行动。他本人致力于西洋文学各种文体的翻译引进，试图为中国文学现代文类的建立奠定基础。胡适很重视短篇小说。从《最后一课》(1912年译，刊于1915年3月《留美学生季报》)、《柏林之围》(1914年11月《甲寅》)，到“短篇小说第一名手”莫泊桑的《二渔夫》(《新青年》三卷1号)，都旨在提倡短篇小说这一新的文体。1918年3月15日，胡适在北大专门发表了一次有关短篇小说的讲座。演讲稿后经修订，刊于《新青年》四卷5号上。在这篇文章中，胡适开头便说；“中国今日的文人，大概不懂得‘短篇小说’是什么东西。”他以自己翻译的《最后一课》、《柏林之围》和《二渔夫》等小说为例，详细介绍西洋短篇小说的定义及特征。短篇小说之外，胡适同时译白话诗。就在刊载《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的四卷3号，胡适同时发表了译自苏格兰女诗人Anne Lindsay夫人的诗歌《老洛伯》。“序”中谈到，18世纪英国古典主义诗歌古雅无生气，北方的苏格兰诗人以地方俚语做白话诗，引发整个英格兰的文学革命，Anne Lindsay夫人的诗即是此种白话诗。胡适的意图正在于此，试图以白话诗进行文学革命，翻译西诗是为中国白话诗的创作提供参考。胡适对于译诗很重视，将译诗收进自己的创作《尝试集》中。《关不住了》系胡适1919年2月26日译自美国Sara Teasdale的Over the Roofs，胡适在《尝试集·再版自序》中甚至将这首译诗称为自己“新诗成立的纪元”。胡适也译戏剧，最著名的自然是和罗家伦合译的易卜生的《娜拉》，发表于《新青年》四卷6号“易卜生专号”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