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探讨中国小说，特别是长篇小说的演进时，今天的研究者已经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放在晚清末年至民国初年这一特殊阶段，更具体地说，是1840年至1917年的七八十年时间。 许多中外研究者都指出：在晚清末年至民国初年，中国长篇小说已经出现了一些现代素质。早在20世纪的70年代初，捷克布拉格学派的领军人物雅罗斯拉夫·普实克就在《二十世纪初中国小说中叙事者作用的变化》一文中指出了中国20世纪初小说叙事的一些新变化①。这期间，亚欧一些学者也注意到1897—1917中国文学的“过渡性质”。到70年代末，捷克东方研究所哲学博士、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M·D－维林吉诺娃主编了一本研究中国晚清小说的论集，集中了一批学者的研究成果。他们通过对晚清长篇小说中的《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的怪现状》、《孽海花》、《老残游记》等一批重要的代表性小说文本的细读和剖析，认为：“晚清小说已经表现出后来中国现代小说发展的许多特性”，如它切近现实的主题，对现实生活中的人物描摹“力求真实”；它生活场景的“流动性”和对“情感力量的强调”。认为“晚清小说已经捕捉到正在形成的中国现代社会的全部复杂性、多样性与不确定性”。与此相映衬的是在叙事形式、技巧、风格等方面新的艺术因素的出现，他们运用西方的小说理论，从小说的叙述结构、叙述模式、叙述时间、叙述话语和叙述风格诸方面，探讨了这个时期小说的一些代表性作品所出现的“实质性变化”。这些研究成果，在1980年由多伦多大学出版社结集出版②，在此前后，当中的一些文章已在我国两岸三地的学术刊物上摘译登载，开始在我国学术界产生影响。 这些观点的提出，无疑是对我国学界一直沿袭的对晚清小说的许多传统习见，甚至是权威论断的一种挑战。它大大启发了中国学者，打开了他们研究的新思路，将他们专注于“五四”的划时代性的目光延伸至清末民初，寻求文学现代转型的最初端倪。在小说研究领域中，陈平原出版于1988年的专著《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就是这种研究新思路，一个最早出现并影响广泛的标志性成果。 在此以后的这一、二十年来，中外学者围绕着晚清小说来探讨“中国现代文学的开端”的各种论著不断出现，在这当中，形成了一股相当强大的理论倾向。这些观点归纳起来主要有这样一些：一、“中国现代文学可以上溯到晚清时期，特别是1895至1911年的16年，在这段时间，一些‘现代’特征变得越来越明显”(见李欧梵执笔的《剑桥中华民国史》文学部分)，这是从现代文学的时限上提出的明确观点。二、“晚清小说岂止仅仅代表一个从传统到现代的过渡阶段；它的出现还有它的被忽视，本身就已经见证了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的一端”，不过晚清文学所包含的“多重的现代性在‘五四’期间反被压抑下来，以遵从某种单一的现代性”③。这是认为晚清小说的现代性比“五四”文学的现代性更为活跃、更为丰富的代表性观点。三、关于现代文学开端的“标志性”作品的认定，提出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以19世纪90年代前期刊行的韩邦庆的《海上花列传》为起点标志是比较符合实际的”④；《海上花列传》“是中国第一部具有现代性的小说”⑤，这是从“标志性”作品的角度进一步论证现代文学的开端不在“五四”，而在晚清，实际表明晚清文学不只是一个“过渡期”而是“开创期”。 应该怎样来对这些观点作出判断？ 历史步伐的追寻 鉴于以上几种观点都是以晚清的长篇小说为例来说明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的。为了弄清中国小说向现代演进的真实步履，我们有必要先对晚清时期的思潮背景及小说自身演变的历史状态作一些基本性的辨析。 中国社会发展至明代中晚期，商品经济和贸易的繁荣，促进了资本主义的萌芽，这是许多学界人士的一个共识。而商品经济和贸易的发展与思想文化观念的变化又是相互映衬、相互促进的。所以从晚明嘉靖中叶的著名启蒙思想家李贽开始，在其著作中就对以道德伦理为价值中心的儒家思想发出了猛烈的攻击，显示了以生命价值为中心的意识要求和作为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到了清代晚期，也就是19世纪上半叶，以龚自珍、魏源、冯桂芬为代表的一些思想家，他们的著作更展露了许多对千年封建专制来说是“出格”的言论，像被梁启超称之为“近世自由思想之向导”的龚自珍，对当时封建社会的颓败，对“一人为刚万夫为柔”的封建专制，表现出强烈的不满。在他的诗文中，更是对人的尊严遭到漠视、人的才华无法施展的现实，迸发出惊动神州的呼唤：“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愿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这正是对一个变革时代来临的呼唤。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代思想家中，他们萌发的已不止是一种“反叛”情绪，而且能够比较明确提出一些具体的政治、经济主张。如与龚自珍同时代的思想家魏源，对当时声称有“十全武功”的“天朝”竟屈膝于“么尔小夷”，不仅表现出满腔爱国义愤，更激起一种要求了解西方、寻找“御侮之道”的强烈愿望和行动。“师夷长技以制夷”，就是由魏源最早提出的新鲜观念⑥。与此同时，他和龚自珍一样，对商业经济发展的新情势也甚为敏感，“天有私也，地有私也”(龚自珍)主张言“私”言“利”。这些观念的萌生，无疑正是中国社会内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趋向的反映，是从自身历史土壤中产生的新鲜意识。 伴随着工商业的兴起，一种务实、平等的意识也在萌生。魏源在提出“师夷技”的同时，还注意到人心的改造，他在《海国图志叙》中提出“欲平海上之倭患，先平人心之患”⑦，倡导“以实事求实功，以实功从实事”的精神。较之龚自珍、魏源更年轻的冯桂芬，针对封建主义中国的种种弊端，也在他的《制洋器议》中明确地提出：“人无弃才”、“地无遗利”、“君民不隔”、“名实必符”的主张。这些都体现出一种平等、务实的观念。 总之，自晚明至清代的几百年间，中国思想界并非混沌一片、沉默无声、缺乏亮色，相反，在商品经济的自发繁荣中，在从明代向清代更迭的历史曲折延宕中，都有思想界敏锐的触角，有他们对时代的感应而发出的、在他们那个时代所可能发出的声音。这些虽未成体系，但在今天看来仍然是闪亮的思想元素，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也就是晚清最后的时段发生的颇为轰烈的改良运动，作了有力的铺垫；同时，确实也给晚清时期文学的变化，带来了一些新的思想养分，这是我们考察晚清小说自然要正视的历史背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