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经解》言：“属辞比事，《春秋》教也。”自“属辞比事”概念诞生后，历代学人对此颇多研读，时人各得一隅，争议绵延千年。自近代以来，随着传统经学的解体和现代学术的建立，对《春秋》等传统经学的研究被分化到文学、历史、哲学、伦理学等诸多现代学科门类中，《春秋》及三《传》学时至今日仍然热闹非凡，然而通观建国以来的《春秋》学研究，对“属辞比事”的专门研究则相对显得比较沉寂。 “属辞比事”之本质考稽 追究本源，《礼记·经解》记载： 孔子曰：……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春秋》之失乱……属辞比事而不乱则深于《春秋》者也。 郑玄注：“属”犹“合”也，《春秋》多记诸侯朝聘会同，有相接之辞，罪辩之事。 孔颖达疏：“属”，“合”也，比，近也。《春秋》聚合会同之辞，是属辞，比次褒贬之事是比事也。① 那么我们又应当如何理解“属辞比事”呢？历代颇多不同的解释。 郑玄同孔颖达之说是就《春秋》本身的内容而言，“属”，为聚合会同(即会盟)，“属辞”即为汇合会盟之外交辞令；“比”为比次，“比事”为比次褒贬之事，按此可知，“比”实际上有“比较”之意，而“次”则有排比次序之意。 元人程端学则进一步将“属辞比事”之意做了更广泛的扩展，他认为“属辞比事”有大小之分：“大凡《春秋》一事为一事者，常少一事而前后相联者常多，其事自微而至著，自轻而至重……夫《春秋》有大属辞比事，有小属辞比事。其大者合二百四十二年之事而比观之……其小者合数十年之事而比观之。”②由此可见“属辞比事”在程端学那里已经走向了一种整体性考察。 王夫之云：“属辞，连属文字以成文，谓善为辞命也；比事，比合事之初终，彼此以谋得失也。”③在王夫之那里，“属辞”之“辞”显然突破了郑玄和孔颖达所言的“外交辞令”而指向了文辞，“属辞”为善于汇合文辞，“比事”为比观事情之始终而考察得失，其目的指向了得失的考察而不仅限于褒贬之大义，“属辞比事”的范围和目的得到了进一步拓展。 毛奇龄则认为需要将“礼”作为理解属辞比事的核心理念，礼是准绳，文辞、史事必须合乎“礼”，通过对文辞、史事的属合去把握“春秋大义”，他说：“昔者孟子解《春秋》曰其事，则事当比也；曰其文，则其辞当属合也。而在夫子以前，晋韩起聘鲁，见鲁史《春秋》，即叹曰‘周礼尽在鲁矣’，则鲁史记事全以周礼为表志，而策书相传谓之礼经。凡其事其文一准乎礼，从而比之属之。虽前后所书偶有同异，而义无不同，并无书人、书爵、书名、书目之渎乱乎其间。而遍校之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之《春秋》，而无往不合，则真《春秋》矣。向非属辞，亦安知其文之联属如是也？……以礼为志，而其事其文以次比属，而其义即行乎礼与事与文之中。”④ 章太炎云： 且孔子作《春秋》，本以和布当世事状，寄文于鲁，其实主道齐桓、晋文五伯之事。五伯之事，散在本国乘载，非鲁史所能具。为是博征诸书，贯穿其文，以形于《传》，谓之属辞比事。属辞比事，谓一事而涉数国者，各国皆记其一端，至《春秋传》乃为排比整齐。犹司马《通鉴》比辑诸史纪传表志之事同为一篇，此为属辞比事。⑤ 在章太炎那里，“比事”之“事”主要被限定在齐桓公、晋文公等五伯之事，贯穿记录五伯之事迹则成为了“属辞比事”，其意为贯穿五伯之事迹用文辞记录之，类似《资治通鉴》的纪传表志，显然有从纪传体史书来解读“属辞比事”之用意。⑥张高评认为，“属辞比事”“指连属前后之文辞，以比次其相类或相反之史事”⑦。 “属”，《说文解字》解为“连也”⑧。“比”，《说文解字》解为“密也”⑨。《广韵·质韵》解释“比”为“比次”，《旨韵》：“并也。”《玉篇》：“比，近也，并也。”对“属辞比事”之“比”的理解应当同“例”结合起来，《说文解字》：“例，比也。”⑩段注：“此篆盖晚出，汉人少言例者。杜氏说《左传》乃云‘发凡言例’。……经皆作列，作厉，不作趔。……《释文》：‘例本作列，盖古比例字只作列’。”(11)《公羊传·僖公元年》：“春王正月，公何以不言即位？继弑君，子不言即位，此非子也，其称子何？臣子一例也。”(12)《礼记·服问》：“上附下附，列也。”郑玄注云：“列，等比也。”(13)《说文解字》：“列，分解也。”(14)也就是说“例”等同于“列”，“例”同“比”，也可以反过来推论“比”其实亦包含“例”之含义。《鬼谷子·反应篇》：“言有象，事有比；其有象比，以观其次。象者，象其事；比者，比其辞也。”(15)皮锡瑞说： 古无例字，属辞比事即比例。《汉书·刑法志》师古曰：比，以例相比况也。《后汉书·陈宠传》注：比，例也。夫子以《春秋》口授弟子，必有比例之说，故自言属辞比事为《春秋》教。《春秋》文简义繁，若无比例以通贯之，必至人各异说，而大乱不能理。故曰《春秋》之失乱，乱由于无比例，是后世说经之弊夫子已预防之矣。(16) 其实通观历代对“属辞比事”之解释可知，对“属辞比事”的解释其实无外乎三种：其一，从属辞比事的基本含义出发，认为它是《春秋》文辞、事实的一种编写原则；其二，由于对书法义例看法的分歧，反对书法义例的则认为应当在把握文辞、事实的基础上掌握“春秋大义”，或将属辞比事视为一种方法，即分析与综合之法，或将礼视为春秋之根本，在对礼的把握中全面理解春秋大义；其三，赞成书法义例的则直接将属辞比事视为书法义例的集中体现。但不管怎样，通过对文辞、事实的把握去理解“春秋大义”都是他们的基本立足点，也即是说，他们都没有否定“春秋大义”的客观存在性，同时将“属辞比事”视为理解《春秋》的一种基本方法，尽管对这种方法的理解有不同的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