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072(2013)10－0009－08 一、《墨子》之“说”与“小说”概念 在论及论辩方法和技巧时，《墨子》提出了“说”的概念。《经上》篇说：“说，所以明也。”《小取》篇又说：“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说”，是用来解释事物原委、说明意义的故事。如《贵义》篇说：“主君亦尝闻汤之说乎？昔者，汤将往见伊尹……”则“汤之说”，就是汤往见伊尹的故事。又《明鬼下》在讲述杜伯杀周宣王的故事后说：“以若书之说观之，则鬼神之有，岂可疑哉？非惟若书之说为然也，昔者郑穆公当昼日中处乎庙……”其中的“若书之说”，指书中那些鬼神赏贤罚暴的故事。《墨子》的“说”，是指用来证成自己学说、宣扬墨家主张的故事，有人物，有情节，故事性强，有一定的思想倾向，既是立论的材料，也是论辩的方式。 《墨子》把论辩用的故事称为“说”，在战国其他诸子那里得到认可沿用。《庄子·天道》篇桓公说：“寡人读书，轮人安得议乎？有说则可，无说则死。”轮扁就讲了自己斫轮的故事。宋玉《登徒子好色赋》：“王曰：子不好色，亦有说乎？有说则止，无说则退。”宋玉就讲述了自己与那个“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著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的东家女的故事。《韩非子·内储说上》云：“观听不参则诚不闻，听有门户则臣壅塞，其说在侏儒之梦见灶……”“其说在……”式的表述在韩非《储说》各篇中较多，“说”是指文中用以解释经文的故事。其中的《说林》、《储说》，是“说”的汇集，“所谓‘储说’，即将许许多多的‘说’储聚在一起，藉以表达作者的思想……所谓‘先经后说’，一般上都是‘经是事理，说是故事’”[1]285－286。所以，“说”是诸子论辩文中最具故事性、戏剧性、可读性的文字。 “说”，还成就了中国古代一个重要的文体概念，“小说”一词就是由“说”而来。《庄子·外物》篇说：“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与大达亦远矣。”这里的“小说”本指那些“辁才讽说之徒”的“说”[2]。在庄子眼里，其他诸子都是见识浅陋的“辁才讽说之徒”，他们的“说”，与任公子钓大鱼的境界有天壤之别，故称“小说”。“小说”表面上是庄子对“辁才讽说之徒”们“说”的贬称，引申意义指那些不同于道家思想、不能达于至道的其他诸子的学说。汉人把这一概念作为虚构性叙事文体的专称，也是深得庄子“小说”之三昧。《汉书·艺文志》谓小说家为“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所造”、“闾里小知者之所及”、“刍荛狂夫之议”，与庄子“后世辁才讽说之徒，皆惊而相告”表述的意思基本一致，所以，庄子“小说”一词，是后世虚构性叙事文体“小说”概念的创始。《汉书·艺文志》所录古代的小说家中就有五部以“说”为名，充分显示出“说”与“小说”的渊源关系。汉代刘向所编的《说苑》、《新序》也是这种“说”的汇编，一则一则的故事，波澜起伏，引人入胜，是“带有一定古代小说集性质的书”[3]2－4。再到刘义庆的《世说新语》、沈约的《俗说》、殷芸的《小说》，“实在是一以贯之的一条线，这种叫做‘说’或‘小说’的文体，显然是产生于先秦，且一直影响并延续到后代的”[4]。所以，《庄子》是“小说”文体概念的创始，而“小说”一词又源自《墨子》的“说”，也毋庸置疑。 诸子讲道理、明观点的“说”，包括历史故事、逸闻琐语、神话传说、小说寓言等。后世没有一个能涵盖这些内容的概念，既然战国诸子名其曰“说”，我们也就索性称其为“说”体(有学者已经在使用这个概念①)，“说”体可以概括诸子用来论辩的所有叙事性材料。《墨子》“说”体是指墨家用来宣扬思想、学说的所有叙事性材料。直接论证自己的观点，未必能达到目的，而援引其他故事，可收到事半功倍之效。《墨子》“说”体故事与先秦小说关系密切，本文主要从先秦志怪、名人轶事等题材小说为例，尝试论之。 二、《墨子》“说”体与先秦志怪小说 《墨子·非命中》的“三表法”，其中“于其本之也，考之天鬼之志”，《墨子》论辩故事中有许多来自“天鬼之志”，这是《墨子》“说”体中最能体现墨家本色，“异端”色彩最为浓厚的地方。 《墨子·明鬼下》集中叙述杜伯射周宣王、燕简公杀庄子仪、袜子杖毙观辜、中里徼之死及句芒赐郑穆公十九年这五则鬼神的故事，前四则《墨子》说分别来自周、燕、宋、齐之《春秋》。据说墨子见过百国《春秋》[5]1197，但这百国《春秋》亡佚，后人无从知晓其面目，但就这几则故事来看，《墨子》所说周、燕、宋、齐之《春秋》，与正统史书大相径庭，倒很像志怪野史之类。如杜伯之事： 周宣王杀其臣杜伯而不辜，杜伯曰：“吾君杀我而不辜，若以死者为无知，则止矣；若死而有知，不出三年，必使吾君知之。”其三年，周宣王合诸侯而田于圃，田车数百乘，从数千，人满野。日中，杜伯乘白马素车，朱衣冠，执朱弓，挟朱矢，追周宣王，射之车上，中心折脊，殪车中，伏弢而死。当是之时，周人从者莫不见，远者莫不闻，著在周之《春秋》。杜伯射周宣王事，《国语·周语上》内史过也有一句提及：“周之兴也，
鸣于岐山；其亡也，杜伯射王于部。是皆明神之志者也。”这里的“明神之志”，就是关于鬼神的记载，应同墨子的“天鬼之志”一样，皆是张皇鬼神、称道灵异的书籍。内史过说杜伯之事在“明神之志”，《墨子》说“著在周之《春秋》”，则这“周之《春秋》”即“明神之志”、“天鬼之志”类专门宣扬鬼神赏善罚暴的志怪野史。 杜伯射周宣王的故事，情节曲折，语言生动，细节描写引人入胜，散发着神秘、恐怖的气氛。周宣王之死乃历史大事，《尚书》却未有一字提及。《左传》也记载了内史过论神这件事，却无“杜伯射王于鄗”这句话。司马迁《周本纪》写周宣王之死，也只有非常简单的交代：“四十六年，宣王崩，子幽王宫湦立。”[6]145这些正史对《墨子》所说的杜伯射周宣王的故事未予采信，大概皆因其过于荒诞不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