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在“作”与“述”之间： 儒家作者观的形成及其原因 《说文》：“作，起也。”据《段注》，又有“为也”、“始也”、“生也”诸义。《礼记》有周公“制礼作乐”之说： 武王崩，成王幼，周公践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诸侯于明堂，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大服。(郑玄孔颖达934)又《左传》载鲁大夫季文子云： 先君周公制《周礼》曰：“则以观德，德以处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作《誓命》曰：“毁则为贼，掩贼为藏，窃贼为盗，盗器为奸。”(杨伯峻116)这说明在先秦时期，“作”具有创始、开创、奠基的含义。由于有了周公“制礼作乐”的说法，“作”还带上了某种神圣性的意味。与之相关，又产生“制作”一词，《史记·礼书》云： 今上即位，招致儒术之士，今共定仪，十餘年不就。或言古者太平，万民和喜，瑞应辨至，乃采风俗，定制作。(司马迁152)《汉书·礼乐志》云： 王者必因前王之礼，顺时施宜，有所损益，即民之心，稍稍制作，至太平而大备。周监于二代，礼文尤具，事为之制，曲为之防，故称礼经三百，威仪三千。于是教化浃洽，民用和睦，灾害不生，祸乱不作，囹圄空虚，四十余年。(班固478)在儒家的价值谱系中，“作”或“制作”就具有了对国家制度或价值观开创性建设的含义。孔子自谓“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朱熹注云：“述，传旧而已。作，则创始也。故作非圣人不能，而述则贤者可及”(朱熹133)。朱熹这里是援引《礼记》及《史记·乐书》中早有的意思。《礼记·乐记》： 故钟鼓管磬，羽钥干戚，乐之器也。屈伸俯仰，缀兆舒疾，乐之文也。簠簋俎豆，制度文章，礼之器也。升降上下，周还裼袭，礼之文也。故知礼乐之情者能作，识礼乐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谓圣，述者之谓明。明圣者，述作之谓也。(郑玄 孔颖达1089)《史记·乐书》有相同的记载。可见对“作”与“述”有高下等差的次序排列在西汉时期已成为儒者共识。但这里有一个问题，孔子自称是“述而不作”，不敢以“作者”自居，亦即不敢承认自己是“圣人”，那么其他儒者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呢？孔颖达对上引“作者之谓圣，述者之谓明”的解释是：“圣者通达物理，故‘作者之谓圣’，则尧舜禹汤也；‘述者之谓明’，明者辩说是非，故修述者之谓明，则子游、子夏之属是也”(郑玄孔颖达1090)。有意味的是，这里居然没有提到孔子，这说明在孔颖达心目中，孔子是处于“作”与“述”之间的。但在先秦儒者看来，孔子无疑是“作者”圣人，只不过孔子这个圣人与尧舜禹、周文武那样的圣人有所不同。孟子说：“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孟子·滕文公章句下》)。谓“作《春秋》”，就是承认了孔子的圣人地位。在孟子看来，孔子凭着一部《春秋》，以布衣之身而行天子之事，在王纲解纽、诸侯纷争的乱世之中，保存了善恶是非的评价标准，使人间犹有道德良知，其功堪追尧舜，因此称其为“圣之时者也”(《孟子·万章下》)。在荀子看来，孔子与尧舜都是圣人，只不过尧舜是“得執者”，孔子是“不得執者”(《荀子·非十二子》)。这里的“執”，是“行”的意思。是说尧舜的“圣”表现在事功上，孔子的“圣”则表现在品德与学问上。 从上述儒家关于“作”与“述”的分辨中，我们可以看出什么呢？从他们对“作”与“述”的等级排列及其对“圣人”的理解中，我们可以看出，儒家士人身份意识的历史演变。孔子为什么不敢以圣人自居，自称“述而不作”？那是因为在他的时代，贵族等级制还没有完全崩溃，周人的礼乐制度还有很大的吸引力。孔子作为出身于一个古老贵族家庭的士人，其价值理想乃是“克己复礼”——通过克制人自身的欲望达到恢复西周礼乐制度的目的。孔子对西周贵族创造的礼乐文化钦佩之至，他的人生理想就是通过整理、删述、传授西周留下来的典籍使贵族价值观深入人心，特别是深入那些诸侯君主们的心，使之自觉奉行周礼，从而恢复被破坏了的社会价值秩序。所以孔子心目中真正的“圣人”形象乃是周文、武，特别是周公。至于尧舜与夏禹商汤之类，虽然也是圣人，但他们的丰功伟绩已经难觅其踪了，只是传说中的人物而已。周文、武与周公却是留下了大量实实在在的东西，那就是见诸“六艺”的典章制度与道德观念。孔子的时代决定了他的志向，而他的志向决定了他的身份认同，即“述者”而非“作者”。 孟子和荀子的情况就有所不同了，在他们的时代，“礼崩乐坏”的过程已经差不多结束了，“王纲”已经不是“解纽”的问题，而是根本就不存在了。在孟子心目中，恢复周礼已经不再是最高追求，他设计了一套“仁政”、“王道”的社会乌托邦，还设计了一套为实现这一社会乌托邦而必需的存心养性、知言养气的工夫。为了使自己的言说具有合法性，有效力，孟子就必须塑造圣人形象来作为自己学说最终的价值依据。孔子就是这样的圣人形象。他说：“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孟子·万章下》)。可见孔子不仅是圣人，而且是集大成者，是圣人中的圣人。有意味的是，孟子在这里并没有举尧舜禹、周文武作为“圣之任者”的代表，称为“圣”的人中，伯夷、柳下惠、孔子三人都是处士，这说明什么？这说明孟子是要极力塑造平民圣人的形象，其目的是为自己以布衣之士却欲要“平治天下”寻找思想依据。 虽然同为儒家，但荀子的政治理想和实现理想的方式与孟子均有很大不同，在他的思想中，法家的因素是比较明显的。荀子同样需要把孔子塑造成圣人来作为自己思想系统的最终依据。因为他是主张人性恶的，需要通过道德修养和礼法的规范来“化性起伪”，使人成为君子。可是人性既然生来就是恶的，那人们从哪里获得善的道德观念和礼法呢？这是个问题，荀子的办法同样是设定一个圣人，他是生而善的，由他来引导、教诲生而恶的众生弃恶从善。这样逻辑就贯通了。总之，对于孟子和荀子来说，孔子都是必须要做圣人才行的，这是他们儒家学说内在逻辑的需要。孟子设定“天爵”来制衡“人爵”，设定“道”来制衡“势”，“天爵”也罢，“道”也罢，由谁来承担呢？只有圣人，而且只能是作为处士的圣人。所以孟子和荀子的身份认同已经不同于孔子，他们实际上都是以圣人自居的，都是自成一家之说的人物，是实际上的“作者”。孔子不过是他们自己的象征形式而已。孟子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由周而来，七百有余岁矣。以其数则过矣，以其时考之则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吾何为不豫哉？”(《孟子·公孙丑下》)，这是何等气魄！是比圣人更圣人了。又：“曹交问曰：‘人皆可以为尧舜，有诸？’，孟子曰：‘然。’”(《告子下》)。可见孟子心中是自比尧舜了。荀子在《非十二子》中遍辟诸子，对他的儒家前辈子思、孟子贬斥尤剧，俾睨天下，目空一切，完全是进入圣人角色了。孟、荀二人均为布衣之士，然而又都有凭一己之力而重建社会价值秩序的雄心大志，因此只有塑造出一个或几个在价值层级上高于现实君主的偶像人物来，才可以为推行自己的政治理念寻找理据，这就是中国古代儒家文化需要“圣人”的原因。圣人的意义在于：他是儒家价值体系的本原，是儒家学说合法性的最终依据。因此只有圣人才能“作”，才是“作者”，其他人就只能是“述者”。当然，战国之时毕竟是诸子百家勃兴的时代，事实上诸子人人都是作者而非述者。因此论者偶尔也会把著书立说者称为“作者”。在这里这个词是个中性词，并不含任何“神圣”的色彩。例如荀子说：“尧舜者、天下之善教化者也，不能使嵬琐化。何世而无嵬？何时而无琐？自太皞燧人莫不有也。故作者不祥，学者受其殃，非者有庆。”这里的“作者”，用俞樾的话说是指“作世俗之说者”(王先谦225)。但是在儒者自身，是不敢以“作者”自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