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现代化始终与教育现代化，特别是高等教育现代化的进程同步，各类高层次人才的培养与近代大学发展紧密相连。近代大学的发展，不仅体现在教学内容、课程设置、师资力量的不断发展和完善上，而且包含着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即教材建设。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之学”难以适应中国社会及大学发展的需求，于是西方大学文、理、工、法、医、农、商“七科之学”被导入中国，由此引发了近代意义上大学教材建设的诉求。中国近代大学教材建设经历了由引进编译到自编自著、由民间主导到官方统一的漫长过程，在此过程中，中国大学初创时期的教材建设具有开创性意义。这一时期，除个别教会大学外，中国初创的四所大学包括天津中西学堂(1903年改名为北洋大学堂)、南洋公学、京师大学堂和山西大学堂，它们在教材建设上做出了“筚路蓝缕”的贡献，可以说，为民国乃至新中国大学教材的建设与发展起到了奠基性作用。 一、天津中西学堂的教材建设 天津中西学堂于1895年根据盛宣怀“中体西用”的思想创办，具体的办学权交由美国传教士丁家立(T.C.Daniel)掌控。学堂内设头等学堂、二等学堂，头等学堂属工科性质，开设了工程、电力、矿务、机器、律例等高等学科及其课程。《头等学堂章程》虽规定“恐汉文不能尽通，是以汉文教习必须认真访延，不可丝毫徇情”，以及“经史皆当择要讲读”[1](P493)，但当时使用的主要教材则是总教习丁家立主编的“北洋丛书”(Tientsin University Series)，其中较为知名且流传甚广的有《英文法程》、《亚洲地理》和《世界历史纲要》等。《英文法程》为英文语法教材，分为初集、二集，初集为《英文课程》，二集为《英文语法》。丁家立在《英文课程》序言中指出：“这本书的目的是教授和运用最为重要的英语语法原理”[2](Pi)，在《英文语法》序言中他又强调，该书“专供中国学生，以及那些选修丁家立英文课的学生使用”[3](Piii)。由于学习对象是中国学生，所以这两部教材的内容相对简单，且均采用中英文对照的形式，旨在便于中国学生学习英语。《亚洲地理》是一部简明地理教材，对亚洲及其主要国家和地区的地理状况作了简要的介绍，相对于前两部英文教材而言，它的内容不再以词句的形式出现，而是以篇章的形式进行编排，除了“专门为说英语的中国学生添加了亚洲地理方面的相关注释，即将每一个地名都同时用英文和中文进行标示”[4](Pi)外，其余部分均未采用中英文对照的形式。该教材的另一个特点是，书中含有若干辅助性的地图，以便学生对亚洲的地理形成一种较为直观而形象的认识。《世界通史纲要》是美国学者任纳福(V.A.Renouf)专为“满足新近出现并快速发展的东方学生群体的特殊需要而编写的”一部通史类教材。任纳福对东方学生的认识是：“一方面，他通常是一个成熟的年轻人，已经接受过本国语言与文学方面的课程训练，不再需要专供学童使用的教材；另一方面，他在英语方面又几乎是个初学者，复杂的语句与夸张的隐喻，以及引自希腊神话与圣经章节中的典故”，对于他来说，“是无法逾越的障碍”。[5](Pvii)基于这样的认识，任纳福在编辑这部教材时，一方面对一些与东方人思维不太一致的历史内容进行了节略处理；另一方面，“在全书简短的篇幅中，对所有那些与东西方均有联系的历史事件尽可能给予最大的关注”[5](Pviii)。他将全书分为古代、中世纪与近代三个部分，对各个主要时期、主要国家的历史作了简明扼要的叙述。另外，该教材在形式上与《亚洲地理》一样，也附有地图并伴有图解。 由上述内容可知，为使编写的教材更适合中国学生学习英文，丁家立等人在教材编写过程中确实进行了一番认真的思考。不过，当时天津中西学堂主要是引进和直接使用了大量外文原版教材，据早年就读于该校的李书田日后回忆：“课程编排，讲授内容，授课进度，教科用书，均与美国最著名之哈佛、耶鲁等大学相伯仲。”[6](P146)一部分学生“因其程度已可与美国哈佛、耶鲁等大学相比肩，故可迳行进入美国各著名大学之研究院”[6](P146)。然而，这种注重英文学习、几乎全部使用外国原版教材的做法，也存在明显的弊端。一方面，影响多数学生对本国语言——汉语的学习。例如，南洋公学院监福开森(J.C.Ferguson)在与总理何嗣焜一起参观天津中西学堂后指出：“不管这些学生对其他学科掌握得多好，但是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却不会写简单的汉语作文，而且对中国文学毫不熟悉。”[7](P170)何嗣焜也认同这一评价。另一方面，这种做法也使得当时在头等学堂学习的多数学生，在受到良好学术训练的同时，感到沉重的压力。正如毕业于该学堂的孙越崎回忆说：“北洋大学堂名义上是国立大学，实际上和教会学校一样，各科老师都是美国人，课本全是英文本子，考起试来没完没了，是个顽固的念书派，星期日是同学们最重要的一天，一周中的课程哪里没搞清听懂，都利用星期日补上，很少有人外出行走。”[6](P46)针对这些弊端，盛宣怀在创办南洋公学时进行了一定的调整。 二、南洋公学的教材建设 继天津中西学堂后，盛宣怀于1897年在上海创立南洋公学，先后开办或计划开办外院、师范院、中院、译书院(后附设东文学堂)、上院、铁路班、特班、政治班(后改为商务班)等。关于创立南洋公学的初衷，盛宣怀在呈清廷的奏折中言明：“臣今设立南洋公学，窃取国政之义，以行达成之实。于此次钦定专科，实居内政、外交、理财三事。”[8](P81)“公学所教，以通达中国经史大义、厚植根柢为基础，以西国政治家、日本法部、文部为指归，略仿法国国政学堂之意。”[8](P83)因此，初创时期的南洋公学与天津中西学堂的工科性质不同，它是一所以政法、经济、历史、地理为主的文科大学。盛宣怀在创立南洋公学时，其办学思想与天津中西学堂相比已有所改变，虽然此时他仍然认为，“非能读西国之籍，不能周知四国之为”[8](P85)，但鉴于天津中西学堂的办学情形，他也认识到，“西国语言文字，殊非一蹴可几”[8](P85)，更将埃及视为前车之鉴，恐一味以外文原版书籍为教材，会导致“比有事曾不得一人之用”[8](P193)的不良后果。于是，在南洋公学的教材建设上，主张尽量翻译外文书籍以应教学之急需。盛宣怀说：“中国三十年来如京都同文馆、上海制造局等处所译西书，不过千百中之十一，大抵算、化、工艺诸学居多，而政治之书最少。且西学以新理新法为贵，旧时译述半为陈编。将使成名成才者皆得究极知新之学，不数年而大收其用，非如日本之汲汲于译书，其道无由矣!”[8](P85)“凡有关乎学校、科举、理财、练兵之政治法律诸书，均待取资，势不容以再缓。”[8](P191)南洋公学的中文教习白作霖也持类似观点，他在《谨将中院第三班功课钟刻书籍开呈文》中说：“轻中重西虽时习使然，然中文尚未精通，即西文读成，于彼中学问亦何能?窥见少年无识，甚至见西书则兴起，视中文则若浼，此大惑不解者也。”[9](P16)正是基于此种思想与观点，南洋公学译学院成立不久便开始翻译东西洋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科学、教育、商业、史地等各类书籍，以供南洋公学作为教材使用。盛宣怀在1902年上奏的《南洋公学历年办理情形折》中将译书院的功能定位为：“专译东西国政治教育诸书，以应时需及课本之用。”[10](P759)据刊载于1902年的《原富》一书扉页上的译印图书广告介绍：在1899年—1903年间，南洋公学译书院编译书籍共55种①，除军事类译著外②，其余的社会科学类书籍与普通教育教科书，多用作南洋公学教材或参考书。例如，张元济在任南洋公学总办期间就曾教学生读《原富》一书。[11](P64)其中，作为大学教材使用的主要有《政群源流考》、《英国枢政志》、《英国文明史》、《计学平议》、《万国通商史》和《西比利亚铁路考》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