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学习动力成为资优学生的问题 本研究的问题直接来源于对国内顶尖大学理工科实验班三年多的深度追踪调研。这里的实验班指的是中国大学选拔少部分学业表现优秀的学生，以培养理工科领军人才为目标，对他们集中投入包括师资、物质、学习机会等各种优质教育资源的教学实验集体。在本文中，我们将这类学习能力强、数理资质突出，并能在一般学业评价，特别是考试中脱颖而出的学生统称为“资优学生”。从1978年开办的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到现今的“基础学科拔尖人才培养计划”，中国现代精英教育逐渐形成了特征鲜明的培养模式和传统。 笔者所在的研究团队经过三年多的参与式研究发现，把资优学生聚集到一起，设定卓越的成才目标，并配上丰富教育资源的模式存在明显不足。如果学生自己没有探索求知、发展自我、实现价值的勃勃欲求，再多的资源、再高的目标也无法促使他们对教育资源和学习机会更充分的利用，反而可能导致学生不珍惜资源和机会，对外界期待深感压力，这样不但无法充分发挥教育的增值效应，反而会使学生抵触。 在中国现有大学招考制度中有能力以高分争取到专业选择权的学生，未必能从自己的兴趣、价值观或自我实现的目标出发去选择大学和专业。在所有学生访谈中我们都会问：“你当时是怎么考虑进入某专业、某班的?”绝大多数学生看重高分带来的选择自由，却对目标茫然。他们以高分进入大学的一刻，恰恰是过去长期起作用的学习动力失效的一刻。除了极少数受家庭或其他特殊影响从小立志的学生之外，几乎每位实验班学生上大学面临的第一个问题都是：进入了理想大学以后学习为了什么?在我们的调查中，学生往往只有一个非常模糊、不那么激动人心的答案：“比较好的前途吧。”于是，其中一些幸运者在几年内找到了自己的道路或方向，另一些“不幸”的学生四年下来只是明白了自己并不喜欢主修的专业，然后就带着懊悔和迷惘毕业了。当资优学生不得不以试错的代价去开展专业学习时，我们的大学实验班也同样承受着巨大的教育资源浪费。因此，越是在实验班，学习动力问题越发凸显，教育者越需重视并为学生提供有效帮助。 二、“钱学森之问”被忽视的前提 1949年以前，中国初创的现代大学虽然培养了不少开辟领域、建立范式的学术明星，却未能到达在总体上建立现代工业体系和富国强军的目标。1949年以后，依靠国家重视和持续投入，老一辈科技工作者在强烈使命责任感召下成就了一番伟业。以“两弹一星”团队和钱学森培养的队伍为代表，中国理工科精英人才培养达到过高峰。进入21世纪，钱学森本人却对年轻一代能否再创伟业感到忧虑，而这种忧虑带着全社会的关切投射到大学教育上。于是，回应“钱学森之问”，中国政府和顶尖大学空前重视理工科拔尖创新人才的产出。不过，还是让我们回到教育规律来分析问题。 1981年钱学森撰文回应青年学子关于“你为什么目的而学习”的问题，信中谈到：“一个青年人，学习总有个目的……我们学习并不是只为了有饭吃，我们学习的目的，就是为了建设祖国，振兴中华……因为我们爱国，不，可以说我们热爱祖国!那时中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受尽了帝国主义的欺侮和压迫……想到这些，使我们热血沸腾，下决心学习救国的本领。有了这个学习的动力，就什么困难也不怕，真是死都不怕。”[1] 钱学森的经历颇具典型性：在国家积贫积弱、备受欺凌的时代，民族救亡和独立是无可争议的志向。那一代人“死都不怕”的学习动力脱胎于时代主题。从那时起较长一段时间内，最大的匮乏在于资源条件，最稀缺的是高超的学习能力，学习动力不成为问题。被寄予厚望的中国大学实验班一直以教学资源配置和学习能力选拔作为办学的首要关切。如今的情况发生了质的变化，虽然强国的命题尚存，却不再像过去那样作为社会精英一致的至高选择。教育者也不可能为了激发学生学习动力再造过去的时代境遇。 在中国大学还处于精英教育阶段时，学生所受的专业化高等教育与特定事业前途挂钩，上大学后实现专业志向的道路确切而直接。然而，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和学生就业自主化、多元化，个人志向受到多元选择的干扰，其实现途径也变得更加曲折而间接。换言之，个人的选择自由变得前所未有的开阔，人生价值也更加多元化，但要在一条特定道路上实现“伟大”却更不容易了。正如马丁·特罗所言，能否激励雄心壮志成为高等教育大众化后精英教育的首要特征。[2] “钱学森之问”言犹在耳，他的担忧和质问虽然针对的是人才培养的结果，但我们解答问题的途径却不能绕开前提——学生投入专业学习的原动力。无论是大量的先行研究，还是钱学森由衷推崇的加州理工大学的案例都围绕着专业教育的理念、制度、内容和方法等方面展开。笔者认为专业教育不能涵盖问题的全部。今天的主要问题是：教育如何帮助学生获得足以使其百折不回勇攀高峰的驱动力，对学科发展前景和社会需求的判断力，以及对伟大价值的辨识、抉择能力。本质上讲，这不是专业教育的主要目标，而是对“整全的人”的培养，是承载专业的基础。社会环境的质变使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短板从专业教育本身转至其前提，然而相应的教育理念与模式的变革滞后了。 三、兴趣不足以取代志向 中国古代精英教育首重立志，“凡学，官先事，士先志”(《礼记·学记》)，传统的学习动力无疑源自志向。更有甚者将志向置于兴趣之上，《书》云“玩物丧志”。今天我国大学里常用的两种强化学习动力的教育方法与这种文化基因不无关系。其一取志向的内容，是立志教育；其二取志向的形式，是基于竞争性考试成绩排名的一系列奖惩制度。可是在实验班里这两者都已陷入现实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