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649.3/.7 文献标识号：A 文章编号：2095-1760(2013)04-0025-10 一、竞争：推动美国研究型大学发展的动力 马克斯·韦伯在解释美国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时，利用并发展了机械进化论中关于“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观点，在韦伯看来，美国所形成的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不仅仅是个体间残酷竞争的结果——即“通过经济上的适者生存过程，教育并选择它所需要的经济主体”——所产生的概念体系是无法解释美国资本主义发展历史的复杂性和动态特征的。同时，资本主义制度建立之前“必然存在着一种如此适应资本主义特质的生活态度，而且这种态度能够左右其他的生活态度，那么这种生活态度就不可能起源于个人，而只能是整个有关群体所共有的生活方式，这也就是资本主义精神的出现要早于资本主义制度”[1]。研究型大学作为一种有着“独特的生活方式和态度”的社会群体，在其形成与发展过程中也必然受到了资本主义精神的影响。尤其是当我们将研究型大学出现的历史节点与资本主义制度确立的“黄金年代”这一历史相联系的话，我们可以看出以竞争和创新为代表的资本主义精神的烙印在美国研究型大学发展历程中所留下的印记。与其他国家相比，美国大学在创新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更为明显，与创新系统中的其他要素之间的关联也更为直接。通过对资本主义精神在美国研究型大学特质形成的探究，使我们理解了美国研究型大学与之后的创新系统之间有着如此漫长而又富有“传统”的渊源之所在。而“大学之间的竞争成为了美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动力”[2]正是体现了美国研究型大学与其他国家相比所具有的显著区别。 大学首先是欧洲的创造，然后才随着殖民时代的文化传播扩散到了北美大陆。但是随着19世纪民族国家的兴起，特别是美国独立战争和内战之后树立统一国家意识的需要，美国开始出现了属于自己的大学学术群体，“这些大学渴望得到像在欧洲一样平等的地位，但同时又强调要与外国标准保持一定的独立性”[3]。1870年对于美国的高等教育历史来讲是一个分水岭。在此之前，虽然哈佛、耶鲁等传统学院进行了部分改革，但依旧强调“智力训练”，对来源于欧洲传统的教育内容加以维护，认为希腊语、拉丁语和数学等传统课程的存在有助于提升年轻人的能力，陶冶其性情，并最终导致宗教上的虔诚和道德上的强大。但是与之前的传统学院相比，1870年之后的“新的大学”或“现代大学”可以被看做打开了美国高等教育的新纪元。虽然那些学院依旧尽力维系着平静的表象，但是一些具有创新精神的人们，已经试图建立起完全不同但是更加生机勃勃的高等教育机构。如佛朗西斯·维兰德(Francis Wayland)19世纪40年代在布朗大学的改革就尝试了灵活的更加分系别的课程。[4]随着霍普金斯大学的建立、州立大学与赠地学院的发展以及之后西部以加州大学和斯坦福大学为代表的研究型大学的崛起，传统学院也开始了向现代研究型大学的转型。可以说，竞争是推动美国研究型大学繁荣的最大动力，这种对资源、人才、信息的追逐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精神在高等教育领域的体现。时至今日，哈佛与MIT、加州理工与斯坦福、伊利诺伊大学(UIUC)与密歇根州立大学等研究型大学之间的竞争依旧存在，也依旧向我们展现着美国研究型大学身上所具有的这种特质。西部以斯坦福大学和加州大学系统为代表的研究型大学的兴起，以及20世纪90年代之后创业型大学的兴起和最近几年全球大学(Global University)的出现，都是对原有高等教育系统的创造性破坏，这其中也体现了美国高等教育机构之间复杂的竞争性。熊彼特认为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是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关键因素，因为正是企业家对生产要素的“新组合”才能够引发出创新的各种形态。既然资本主义精神能够左右社会群体中共同意识的形成，那么在美国的高等教育发展历程中，研究型大学也可被视作是极具创新精神的“企业家群体”——它们彼此间的竞争与合作、结构与功能上的创新——都可被认为是“美国特色”的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物。 竞争是美国研究型大学之间非常明显的一个特征，也是美国资本主义精神在高等教育系统中的必然产物。内战之后的年代，如果没有康奈尔、霍普金斯、洛克菲勒家族，如果没有密歇根、威斯康星的纳税人，研究型大学的数量和质量是很难在较短的时间内提升上来的。[5]这也说明了美国大学在诞生和发展过程中就明显地具有实用主义的导向，一方面是它所生长的文化，清教徒和创业者对于世俗问题的关心；另一方面是它的发展需要工商业界的支持，需要各州人民的支持。尽管艾略特在1869年就期望在哈佛大学提供研究生教育，但直到1875年才出现第一份包含研究生课程的招生目录。霍普金斯大学的出现给了艾略特很深的印象，于是1880年吉尔曼在巴尔的摩吹嘘道：“不断有人向艾略尔特校长谈到JHU，他自己也经常提起；他现在宣布，明年教职员的主要论题就是‘研究生教育’。”[6]公平地说，从艾略特那方面来讲，哈佛研究生院的成立更多的是为了要让学院跟上时代的潮流而不是基于对研究的深层热情。这种勇于开拓和创新的资本主义精神也同样伴随着美国产业革命和西进运动的洪流影响了西部地区研究型大学的出现，这些研究型大学有着迥异于东部大学的气质。在处于开拓期的斯坦福大学中，很多教师和学生都是物质上非常贫困却表现出了“乐观、执着、坚毅、探索奋斗的冒险家那样的精神状态”。这些大学中的“企业家”奠定了西部研究型大学的特色：强调实用性的课程而不追求任何学位；推崇男女之间平等的受教育权；女性开始获得了大学的教职；在大学的课程中开始加入大量的选修课程；重视服务于周围的社区；为企业的发展提供技术援助……这些西部研究型大学的崛起形成了所谓的“中西部大学精神”，同时也对东部沿海地区的研究型大学形成了竞争的压力。在地域所形成的这种分化和竞争态势中，东部沿海被认为是代表着书本、传统和衰落的不受欢迎的“文化”，相反，西部意味着行动、实践、现实主义和进步。[7]当然，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多样性和竞争性即使是在东部地区也依旧存在着。1909年之后，哈佛大学在观点上更加接近耶鲁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未来的常春藤联盟和十大联盟的差异才呈现出明确的意义。 如果我们仅仅将竞争看做是资本主义精神对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唯一影响，那么也明显忽略了美国研究型大学之间存在的另一个特征——合作。这一点在“二战”之后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发展过程中体现得更为明显。尤其是在战后美国创新系统逐步完善的过程中，研究型大学之间的合作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化。最典型的例子就是20世纪60年代之后出现的以数个研究型大学组成的创新群落/创新集群在知识创造和转移、技术创新、区域创新网络等方面所起到的作用。人们在提到硅谷时，总是不能不将其成功与斯坦福大学、加州理工大学两所研究型大学联系在一起；北卡研究三角的繁荣则见证了研究型大学之间利用差异化优势的合作对于繁荣区域创新所存在的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