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主导下的我国研究生教育发展特征

      中图分类号：G6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059(2014)01-0067-07

      在高等教育发展历程中，政府、大学和社会三者的关系始终是一个带有普遍性和全面性的问题。由于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发展状况不同，也决定了政府、大学和社会三者的地位和力量不同。对此，美国教育家伯顿·克拉克提出了政府、大学和市场三者相互作用的“三角协调模式”，有的国家高等教育发展可能是市场主导性强，如美国；有的是学术力量主导性强，如意大利；有的是政府主导作用大，如法国。此模式成为人们普遍接受的研究高等教育发展的方法论基础之一。“三角模型”理论同样适用于解读我国的高等教育发展。

      “政府主导”多用于经济发展，指的是一种政府行为、政策和制度模式，制定国家发展战略，并将有限的资源动员起来通过经济政策和产业政策的实施推动产业发展和经济增长。改革开放以来，政府与市场始终是决定着中国经济、政治发展总体格局的两大主导因素，也对我国研究生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产生了根本性影响。我国研究生教育发展采用的是政府主导的发展模式，政府在其中发挥着关键性作用。政府权力代表的是社会集体意志，它通过法律、政策、拨款等形式对高等教育发展施加影响。从研究生招生人数，到博士授权点、硕士授权点的审批，再到教育资源的配置，中央教育行政部门和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特别是前者起着关键性作用。在政府主导下，我国研究生教育获得了快速发展，也表现出一些鲜明特征。

      一、在政府主导的高等教育扩张的大背景下，研究生教育的规模得到了快速增长

      在政府主导下，中国在短期内通过扩招实现了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张，实现了高等教育大众化。1998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规模为108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8%。当时制定的《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明确规定了高等教育发展目标：“到2010年高等教育规模有较大扩展，入学率接近15%”。但1999年6月召开的全国教育大会决定自1999年起实施高等教育大扩招。1999年招生152万人，2000年招生220万人，2001年招生260万人，到2002年便提前实现了15%的奋斗目标。自1999年始，我国高等教育连年大幅扩招，在1999-2005年间每年扩招速度均在20%以上。2006年，《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出台，开始有计划地降低扩招速度，使每年招生增长率不超过10%。2010年出台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更是明确地提出了低速增长的方针，从2010-2020年每年招生增速保持在2%～3%，到2020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40%。

      在国家高等教育发展政策的指导下，我国研究生教育自20世纪末开始快速扩张，硕士学位授予人数和博士学位授予人数呈直线上升，跨入了研究生教育大国的行列。1996年至2012年这17年间，全国博士和硕士学位授予总数从42127人增长到621549人(见表1)，增长了13.8倍，其中硕士学位授予数从36549人增长到565211人，增长了14.5倍，博士学位授予数从5578人增长到56338人，增长了9.1倍。从整个学位授予人数变化过程来看，1998年博士和硕士学位授予总规模增速开始加快，2004年增速达到最高峰，年增长率达37.88%，此后增速回落，2009年后增速降至两位数以内，2012年又出现较大幅度增长，增长率接近13%。硕士学位授予人数的变化趋势与研究生总体规模的变化基本一致。博士学位授予人数则从1996年至2007年保持了十余年的高速上升趋势(2002年出现小幅下挫)，直至2008年增速下降至两位数以内，2010年和2011年博士学位授予数与上一年基本持平，但2012年增速又提高到了11%左右。

      

      二、在中央政府主导与授权，地方、高校竞争式发展的模式下，研究生教育的学科门类结构呈现“存量决定增量”的增长模式

      改革的基本原则之一是处理好存量与增量的关系，即在一定程度上保住存量的情况下，培育和发展存量之外的增量，再通过增量的积累而形成结构性的变迁动力，促进原有体制的应激性反应，从而实现社会结构逐步转型。“保护存量、培育增量”的原则是指通过保护存量来控制增量的过快扩张，避免增量因偏离路径依赖的逻辑而产生系统风险，同时又通过增量的扩充来实现存量的演变效应，使存量部分可以循序渐进地发生转化，而不至于因为结构突变而出现社会动荡。但是，研究生教育的扩张并没有完全遵循上述原则。

      在推进研究生教育发展战略和调动地方资源、高校潜力的双重原则下，中央教育行政部门对地方政府进行非科层化的竞争性授权，而非简单的行政指令性授权。竞争的标准一般有两条，一是高校办学条件和学科实力，二是各地经济社会发展对研究生教育的需求，即根据“需求与条件相结合”的约束机制来增加学位授予点、发放研究生招生指标和配置教育资源。所谓“需求与条件相结合”的约束机制，是指研究生教育的发展既要考虑高校的学科建设、导师队伍、科研进展、经费投入、实验室建设等自身办学条件，更要考虑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高校所在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对于人才的需求，当地其他高校的学科专业设置、人才培养等。研究生人才培养必须既要考虑自身办学条件的许可，又要考虑经济社会的人才需求。当然，不同类型、层次的研究生对于“条件与需求”的要求不同。博士研究生教育是办学条件优先，在办学条件达标的情况下，同时视社会需求设置博士点；硕士研究生，尤其是专业硕士研究生的培养是社会需求优先，在考虑社会需求的情况下，根据办学条件培养硕士研究生。这是因为博士研究生教育主要培养科学研究和教学领域的高级专门人才，在培养条件上，博士研究生进行科学研究的过程中，会受到科研氛围、经费、设备、师资等资源和条件的影响。因此，研究条件充足与否是制约博士研究生培养质量的重要因素。博士研究生培养需要国家持续集中的经费投入，需要发达的高等教育基础和先进的科学、文化作为支撑，更需要良好的学术环境和师资条件。由此看来，博士研究生教育具有研究性、独立性、严谨性和阶段性的特点，与本科教育、硕士研究生教育有着不同的人才培养规律。一般而言，专科教育、本科教育、硕士研究生教育、博士研究生教育与区域经济结构的联系呈现出减弱态势，即专科层次教育与地方经济产业结构的结合最为密切，本科教育次之，硕士研究生教育又次之，博士研究生教育对于地方经济产业结构的依赖度和结合度最弱。从世界范围看，一个国家、一个区域、一个地区可以大力发展专科层次教育、本科教育，甚至硕士研究生教育，但不可能遍地开花式地发展博士研究生教育。从世界经验来看，博士研究生教育有着与硕士研究生教育不同的发展规律和模式，博士研究生教育主要集中于少数地区的研究型大学，体现出一种集中优质资源培养博士的集聚效应，而硕士研究生教育主要是根据当地和区域社会需求来设置学科专业，培养与区域产业结构、经济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应用型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