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64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7068(2013)01-0108-08 一、问题的提出 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中日两国都掀起了全国规模的本科课程和教学改革。目前，两国的本科课程理念、结构、组织形式、主要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以及教学评估等方面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例如，1991年2月，作为文部省咨询机构的大学审议会向文部省提出《有关大学教育改善》的报告。根据报告，政府于同年7月，开始实施新的大学设置基准。关于课程改革，新的大学设置基准提出：不再将本科教育课程分为一般教育课程和专业教育课程两大类①，在本科教育阶段截然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分别进行。各大学可制定符合本校特点的办学方针，并可以自主进行课程设置，“在开设专门学科的同时，必须适当考虑开设培养宽广深厚教养和综合判断力以及丰富人性的课程”[1]。1998年10月和2000年11月，日本大学审议会分别提出了《21世纪的大学与今后的改革方案》和《全球化时代的高等教育》报告。这两份报告具体指出，大学课程改革不仅要改变一般教育与专业教育的关系，重视一般教育，而且在课程设置与教学组织等方面，以美国大学，特别是文理学院型课程模式为样板，在本科教育阶段主要进行教养教育，专业教育则集中在研究生阶段进行。[2-3]在过去数十年间，各大学、学科领域和专业都尝试开发了多种多样的本科课程模式。此外，在很多大学还出现了与80年代以来美国本科课程改革中相似的变化，即面向新生的入门教育或补习教育方面(remedial education)的科目不断增加。可以说，目前日本本科课程改革无论是在政策方面还是在院校层面都出现了再次向美国模式转换的趋势。 1994年启动的面向21世纪高等学校课程和教学改革标志着国内本科课程和教学改革的正式开始。不同于日本，国内本科课程改革的出发点和切入点是改革学习苏联模式建立的专业教育。尽管不同时期改革的重点有所不同，20世纪90年代中期改革的基本理念可以归纳为“厚基础、宽口径和高素质”。素质教育以及其后出现的通识教育便是这一改革理念的主要产物和具体体现。总之，经过十多年的改革，国内许多大学，特别是一些声望较高的综合性大学基本形成了战后初期至90年代初日本模仿美国建立的“两段式”本科课程结构。 尽管中日两国在政治经济制度等方面依然存在极大的差异，但伴随着大众化、市场化、全球化，尤其是知识经济社会的发展，不难看出，中日两国有关本科课程改革的争论和变化趋势已超越了社会制度或政治制度的差异，逐步趋于同一方向发展。尤其是中日两国近年来课程变化的共同趋势具体表现为以下两点：首先，由于中央政府放权，各大学可以自主编制课程，本科课程培养模式出现多样化的特点；其次，在本科阶段，教养教育或“素质教育”以及“通识教育”的地位得到进一步的强化。特别是在日本，由于政府明确提出本科课程学习美国“文理学院”模式，至少在政策层面，在整个本科阶段贯彻四年“教养教育”或“通识教育”一体化已成为目前及未来日本本科课程改革的主要目标。这些特征实际上都是美国绝大多数研究型大学通识教育模式的主要特征，因此，在极大的程度上而言，中日两国主要是参照美国模式，积极推动各自国家的本科课程改革。 近年来，作为中日两国本科课程改革重要模式的美国本科课程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根据美国学院和大学协会于2000年和2009年委托有关部门实施的两次全国问卷调查结果②，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美国通识教育课程(general education curriculum)主要在13个方面进行了改革，其中比较重要的变化包括以下几方面： ·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间联系的加强。 ·重视以作文或会话能力、批判思考能力、外语能力、数学和计算机等能力为中心的基本技能的培养。 ·制定更为严格的招生以及学生毕业标准。 ·减少指定选修科目数，增加全校必修科目，努力实现课程的结构化，保证学生达到最低的学术标准。 ·实施4年一贯通识教育。 2009年的调查结果则显示，78％的院校已经制定了面向所有学生的共同学习成果(common learning outcome)，其中26％的院校负责人指出，他们已经将共同学习成果推行到学生本科四年学习过程之中，其中包括主修学习过程。18％的负责人仅在通识教育课程中对学生进行学习成果评估。34％的院校回答说某些学习成果评估引入了学生大学四年学习过程中，某些学习成果评估在通识教育过程中得到实施。有关学生成果的目标内容大致包括两大方面：知识掌握和能力培养。根据问卷调查反馈，相关院校要求学生掌握的知识内容中不同领域知识所占的比例如下：人文72％，科学71％，社会科学70％，全球化或世界文化68％，数学68％，美国的多样化57％，技术48％，美国历史39％，各类语言33％以及可持续性发展内容18％。能力要求的比例：写作能力77％，批判思考力74％，数量推理能力71％等。[4] 目前，介绍和研究中美日三国本科课程的文章不少，大多数研究多关注这些国家通识教育的改革、制度层面的变化以及院校层面的案例分析[5-10]，从国际比较的视角，运用实证方法，特别是基于全国问卷调查的分析结果，对三个国家的本科课程开发的特点以及大学教师从事本科教学方面的比较研究几乎没有。其主要原因在于：首先，至少到2007年和2008年，包括中美日三国在内有19个国家和地区参加的国际问卷调查之前。尚无有关中美日三国本科课程或大学教师从事教学活动的相关的数据。其次，由于语言的问题，很少学者能够运用第一手资料对三个国家大学教师的变化或现状进行研究。 二、研究框架和调查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