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649.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610(2013)06-0032-08 特许状(charter，亦译宪章)兴起于西欧中世纪，指由罗马教皇或国家最高统治者向个人、行会组织、城市、大学、地方团体颁布的，具有法律效力的契约或文件，如英国著名的自由宪章(Charter of Liberties)以及随后的大宪章(Great Charter)等。在英国大学中，有一类大学是由国王颁布皇家特许状成立的，如牛津大学(University of Oxford)、剑桥大学(University of Cambridge)、伦敦大学(University of London)等，他们是英国大学的典型代表，闻名于世界高等教育之林。这些著名大学获得皇家特许状是其得到社会认可的重要标志，同时也意味着受到国家法律保护，享有某些特权和自治权等。此外，“皇家特许状在英国老大学治理中起到了建章立制的作用”[1]。第一特许状的颁布使伦敦大学得以建立并形成了由大学理事会和政府共管的双重治理模式，对近代英国高等教育改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鉴于国内学界对伦敦大学的建立尚未予以充分的研讨，尤其是对第一特许状未能予以足够的重视，本文拟以第一特许状为考察中心，结合伦敦大学建立的背景及经过，就第一特许状的主要内容和特征及其对伦敦大学的建立及近代英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意义和影响作一初步探析。 一、伦敦大学建立的背景及经过 (一)伦敦大学挑战的对象：牛津和剑桥大学的宗教性与保守性 早在16世纪上半叶，路德(Martin Luther)宗教改革的思想传入英国后，英国朝野上下要求宗教改革的呼声渐趋高涨。国王亨利八世(Henry Ⅷ)为了顺应国内反对罗马教皇干预英国事务的民族主义意识而发动宗教改革运动，宣布脱离罗马教廷，英国国会于1559年通过的《至尊法案》(Acts of Supremacy)承认英王为英国教会唯一的教主，并成立英国国教。由此英国最终摆脱了罗马教廷的控制，英国国教遂成为维护民族国家和君主专制的精神支柱。[2]但这场自上而下的宗教改革主要在组织机构上使英国国教脱离了罗马教廷，而在教会内部的制度、礼仪、甚至教义等方面却未发生实质性的变革，并导致国教徒与非国教徒之间长期的矛盾和对立。当时这种状况也反映在牛津和剑桥大学的管理、招生及人才培养等方面。1535年，皇家巡视员奉旨视察剑桥大学，并宣读了《亨利八世训谕》(Injunctions Authorized by King Henry Ⅷ)：“他(指亨利八世——笔者注)要求他们(指剑桥大学领导层——笔者注)放弃对罗马教皇的所有服从，并将其皇权作为上帝之下的最高权力来接受。”[3]1636年牛津大学制定的《劳狄安章程》(Laudian Statutes)规定：“通过宣誓约束每位谒见者，以及要求所有人宣誓承认皇室至高无上的权威和对其效忠”，并“依据国教的礼拜仪式，参加礼拜或日常祷告”。[4]直至1856年颁布的《剑桥大学法案》(The Cambridge University Act)仍规定：“必须签署一份声明，说明他确实是一位英国国教徒才可授予其评议会成员的资格。”[5]这表明大学的高层管理仍掌握在国教徒手中。 与此相应，长期以来牛津和剑桥大学招生大门只向国教徒开放，而拒绝任何非国教徒及教外人士入学，致使“出身、地位低下的学生实际上被排除在校门之外，一半以上的剑桥大学毕业生和近三分之二的牛津大学毕业生都从事教会工作”[6]。两所大学旨在培养牧师和信奉基督教的绅士，而不是知识分子或具有高深学问的人。与此人才培养目标相适应，在课程设置上两所古典大学虽已引入自然科学内容，但仍以古典人文课程为主，新兴学科尤其是实用学科根本无法在大学中立足。尤其以牛津大学的古典课程最为突出，其文学部的课程主要包括文法、修辞学、逻辑学、伦理学、形而上学以及古希腊、罗马名著选读，后虽增设了物理学、数学、几何学、历史学、地质学、植物学等课程，但1800年制定的《公开考试章程》(Of Examining Candidates for Degrees)规定：“获取文科学士学位须参加语法、修辞、逻辑、伦理学、数学和物理原理考试；获取民法学士学位须参加语法、修辞、逻辑、伦理学、历史、法学、数学和物理原理考试；获取文科硕士学位须参加数学、物理、形而上学、历史考试，最后一种学位还须参加希伯来语考试。”[7]可以看出，新增设的若干自然科学课程并不在考试范围之内，考试内容仍以古典课程为主。与此相比，剑桥大学的课程受自然科学的影响较早，1750年数学便成为必修课，此外18世纪增设了化学、解剖学、植物学、实验哲学等课程，并造就了大科学家牛顿。尽管如此，在剑桥大学除了数学，古典学科及其课程仍居主导地位。总之，牛津和剑桥大学的课程内容在19世纪之前确已发生了一些变化，但其新引进的自然科学课程不仅在大学内部影响甚微，如剑桥大学的“黑尔斯通(John Hailstone)担任地质学教授后殚精竭虑，到德国进修学习，认真准备讲稿，但学生对地质学毫无兴趣，举办的讲座竟无学生参加。”[8]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些课程并未为当时科技的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尽管剑桥大学较之牛津大学更能迅速地反映时代的呼声，但是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而言，它们都未能对科学革命作出迅速反应”。[9]直到19世纪初，牛津和剑桥大学的宗教性与保守性仍十分突出，他们在大多数情况下对高等教育的改革持否定态度。 (二)伦敦大学建立的经过：从伦敦大学学院到伦敦国王学院 伦敦大学建立的背景是多方面的，不仅仅是向牛津和剑桥大学的宗教性与保守性挑战，还包括工业革命带来的经济发展和技术需求、科学教育的兴起、英国人对接受高等教育的渴望以及德国大学的影响等。此外，必须强调的是伦敦大学的建立有其不可忽视的政治背景。美国著名高等教育学家布鲁贝克(John S.Brubacher)指出：“现代高等教育合法存在的主要基础是政治论的。”[10]现代大学的创办必然受到政治背景的影响，没有获得党派的支持以及国家或政府的法律批准，它就不可能立足于社会。伦敦大学作为英国现代大学的开端，其建立必然以一定的政治背景为基础，否则就会像非国教徒创办的学园[11]一样，逐渐消失或被其他合法存在的大学所兼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