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谢：作者谨向Aki Yonezawa、Ian Dobson、Jamie Doughney、Grahame McCulloch、Rajani Naidoo、黄福涛、蒋凯致谢。 中图分类号：G64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468(2014)01-0017-19 一、新自由主义市场模型 政策制定通常基于一种构建、表达和充实政府职能的引领性思潮。它是在随着时间推移而制度化的主导思想的基础上迭代和再生的，这些思想的影响力持续增强，直到被另一种理念所取代，取代通常发生在危机之中或危机之后。[1]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经济滞胀中，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失去了政治牵引力，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经济话语框定了政府和教育的改革议程。 第一幅新自由主义教育蓝图是1955年弗里德曼(M.Fredman)在其《政府在教育中的作用》一文中描绘的，该文后来又被收入《资本主义与自由》(Capitalism and Freedom)一书。弗里德曼坚信，市场竞争会使效率、应对性和创新最大化。[2]他的消费券理论推行这样的一种理念：政府推进的准市场是在通向资本主义市场终极目标之路上的过渡。在1979年5月英国保守党政府赢得大选前，这种理念几乎没有政策跟进。玛格丽特·撒切尔执政后不久，引入了高等教育的第一次市场改革——对海外学生收取全额学费。[3]此后十年，关于竞争性市场的商业模型和理念逐渐流行。到1997年，《高等教育政策》(Higher Education Policy)的一期专辑指出：“基于竞争市场概念的政策工具在许多国家已经承担起了‘核心角色’。”[4]十多年过去了，市场思维在高等教育领域进行了扩大化的试练，现在可以总结出它的潜力。由于对英国高等教育改革已有充分的讨论[5]，本文将提供了一个更一般化的分析。 古尔森(K.Gulson)反思了新自由主义话语的组织质量，他认为：“新自由主义是一种元叙事……一种观念制造者，一个进程和实践的指标，以及一种产出描述。”[6]就资本主义市场如何运作，新自由主义话语模型给世界提供了一个参考。它的政策目标是要改革机制度、体制、主体和行为，以使它们为资本积累所用。[7]通过金融理性和商业模板，昔日的公共职能被重新构思，在政府被重塑为“市场政府”(market-state)和全球性“竞争型政府”(competition state)的同时，它的一些职能被推向市场经济。[8]在泰勒(C.Taylor)看来，新自由主义话语也可以起到社会想象的作用[9]，构成那些被视为可能的和无可避免的事物[10]。现在已经很难构想出“非新自由主义”的场所和空间[11]，全球趋同进程加快了这种想象力在全世界的传播[12]。 世界各国的大部分公共航空、通信、广播电视服务以及一些医疗服务都已经私有化和商业化了。然而，从另一方面看，尽管有一些营利性的监狱，警察、法院和国防事务仍然主要掌握在公共部门手中，新自由主义话语没有构成一个普适的实践主体，“最好将新自由主义看作一个愿景而不是已完成的现实”[13]。经济市场改革也不是高等教育唯一的政策议题——大多数政府都支持社会参与的扩大，并且至少在名义上关心社会经济平等和性别平等，而且越来越强调高校对社区建设的参与[14]；关于国际联系和毕业生的全球属性政策也同样超越了资本主义想象。尽管如此，市场改革还是主要的政策博弈。问题是：高等教育在多大程度上被重塑了?它又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被重塑? 新自由主义话语已在两个层次上被纳入政策和法规：第一个层次通常被称为新公共管理(new public management，简称NPM)；第二个层次体现了全面的经济商业化，可以被称为新自由主义市场模型(neo-liberal market model，简称 NLMM)。 新公共管理是一套组织实践的混合体。它有许多依据，而非仅仅是新自由主义的一种简单功能，它结合了新自由主义的商业模型和市场模式，一方面带有强调审计和问责的科层控制系统，另一方面又强调透明化和个体化的理念，后者主要受到20世纪60年代新左翼和70年代新右翼的影响。然而，除了把加强政府控制本身作为目的，新公共管理与新自由主义的社会想象力是一致的。在高等教育中，新公共管理所偏好的竞争机制为长期以来大学之间对优秀学生、科研经费以及最终学校声誉的争夺奠定了基调。高等教育中的地位竞争(status competition)不是资本主义的(下文会谈到它们之间的显著差异)，但却与新自由主义的世界观相契合。 在公共机构、非政府组织和非营利部门，新公共管理实践已经十分常见，将其运用于高等教育也已被政府视为常识。在高等教育领域，新公共管理和院校的准商业公司化改革在以下方面相联系：CEO式执行领导、目标驱动型生产、产出度量和绩效管理、成本计价、影子定价和在非收入区域虚拟“底线”、消费者中心和持续性的自我评估。在政府管理的新公共管理系统中，高校及其下属单位被以下一些混合因素所遥控：竞争性激励、合同、计划、产出计量和审计。[15]新公共管理改革对国家高等教育系统的影响虽然在程度和强度上有所不同，但却无处不在。例如，2000年以来，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顶尖大学已经开始公司化改革，这种现象出现在中国大陆、中国香港、韩国、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某种程度上也在越南出现了。[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