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理念存在于人们的主观世界，定格在从建筑、课程体系到制度等各类大学符号上，也见诸大学内外人际互动的交往中。当大学的组织特性定型之后，无论内群体还是外群体，只要是利益相关者，或显或隐，都持有一定的大学理念。当大学作为公共产品获得国家提供的身份地位，每个人都有“理论机会”享受高等教育权利，尤其在大众化、普及化列入政府议事议程并且得到逐步实施之时，大学理念的认识动力被广泛刺激。民间的理念或许素朴，但从关于为什么上大学、上什么样的大学、能不能上大学等问题的理性计算中，可以做理念存在的推论。大学当事人是不能离开理念的。即使没有成文的“客观化”理念，特殊存在形式的理念已昭然于日常组织行为。涉及大学行动的所有政策文本和官方话语，更是大学理念的制度化表征。随着大学理念成为一个学术论域，以“大学理念”为题的“客观知识”日积月累，业已成为探寻者路上的记号，令人或困于迷局，或豁然于正途。历史的天空飘荡着的大学理念，在当下论者的“思想仓库”集结遭遇，精粗真伪在个体孤独思考和群体“精神盛宴”的经验世界摩擦揉搓中过滤，酿几滴思想琼浆“继往开来”，这就是“知识自主性”和知识进化的波普尔逻辑。大学理念是波普尔世界3的居户，还是柏拉图洞穴里大学的背影?或者是后工业、后现代、后科学、后哲学、后形而上学等“后X”社会中躁动不安的“想象气泡”，经不得一根针的穿刺，在“相对主义”的“多元话语”声中破裂?当下如何?今夕何夕?时空被新技术杀死之后，现代大学真的能够一方面被经典理念灵魂附体，一方面又披着“后X”的外衣舞蹈?假如像费耶阿本德“怎么都行”那样恣意狂放，或只为“酒神精神”所浸润，那么理念的公度性和合法性何在? 一、大学理念的原点：哲学生活、政治生活与日常生活 大学像“水电站”，内容是水(广义的知识)，形式是河道(知识传统和知识史)，水电站是组织，“加工”是水电站的功能。水电站是对水的蓄积、控制、转化和利用。水流的目标是海洋(知识大融汇)，水电站的目标则是能量的生成和利用，同时调节水流的速度。大学理念就是对这个“水电站”的认识，是人们对“大学是什么、应该是什么、为什么是”以及“大学做什么、应该做什么、为什么做”的看法。 每个国家都可以找到自己大学的基因和祖先。但中世纪大学被普遍认为是现代大学共同的源头和活的标本。阿拉斯泰尔·麦肯托斯(Alastair McIntosh)认为柏拉图于公元前387年在雅典城外的小树林旁创建了西方第一所大学。[1]当代关于大学研究的“学术”(academic)称谓，就是源于柏拉图的阿卡德米(Academy)。作为最高学位，哲学博士的含义是“爱智慧女神”。古希腊语中的学术卓越并不限于狭窄的学科范围，而是全方位的生活卓越。在《斐多篇》中，柏拉图的老师苏格拉底在河畔的小树林里打着赤脚，受自然灵性的启发，揭示了哲学家的核心动机和目标——爱。没有爱，就没有智慧。没有爱，智慧就蜕化为枯燥的学问。麦肯托斯在讨论苏格兰的大学理念时挖掘了古希腊对学术的理解，他将智慧与大学联系起来，突出了大学在情感和理智间保持平衡的理想追求。如果在最高学术资格上说大学是培养“哲学博士”的地方，那么，大学就是“智慧”的场所——为爱而探寻真理。阿卡德米是否就是大学的上限，难有公论。但就大学是个什么地方，阿卡德米的“智慧说”却有重要的象征意义。阿卡德米的园主柏拉图在《理想国》里关于“哲学生活”与“政治生活”的划分[2]，在一定意义上草绘了大学理念在哲学生活和政治生活两极腾挪的图景原型。哲学生活是认识的生活，是让“灵魂转身”走出“洞穴”囚禁的上升运动。政治生活则是已经走出洞穴，知道“美者、正义者和善者的真实”的人应该做的事。他们要重返“洞穴”，取代那些昏然为“影子”斗殴、为“权力”争吵的统治者。因为“在凡是被定为统治者的人最不热心权力的城邦里必定有最善最稳定的管理，凡有与此相反的统治者的城邦里其管理必定是最恶的”。“哲学家”受过更好的教育，更有能力参与这两种生活，应该成为两个世界的公民和“蜂王”“领袖”。“没受过教育不知道真理的人和被允许终身完全从事知识研究的人，都是不能胜任治理国家的”；“因为没受过教育的人不能把自己的全部公私活动都集中于一个生活目标；而知识分子又不能自愿地做任何实际的事情，而是在自己还活着的时候就想象自己已离开这个世界进入乐园了”。哲学家和知识分子不同。知识分子“被允许终身完全从事知识研究”，他们“不能自愿做任何实际的事情”；而哲学家，尤其是受到本国政府支持接受过良好教育的哲学家，被寄予政治参与的期望。“我们就是要不爱权力的人掌权”[3]。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仍然囿于洞穴，而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走出洞穴后又不肯“下去”。深受国家培养具有“最好的灵魂”的哲学家，他们“上升到那个高度”“达到最高的知识”，“看见善”，理应承担国家建设者的职责，“下到囚徒中去，和他们同劳苦共荣辱，不论大小”，“不是为城邦任何一个阶级的特殊幸福，而是为了造成全国作为一个整体的幸福”。“他们运用说服或强制，使全体公民彼此协调和谐，使他们把各自能向集体提供的利益让大家分享”。“在城邦里造就这样的人，其目的就在于让他们不致各行其是，把他们团结成为一个不可分的城邦公民集体”。柏拉图将哲学生活与政治生活相联系，寄语哲学家在公共责任方面超越知识分子，这是大学理念纠结于“出世”(象牙塔)与“入世”(社会服务)两种使命的原型。时隔二十多个世纪，柏拉图的二分法像个幽灵，以原版的或改头换面的方式仍在高等教育界和学术界盘旋。 在当代高等教育学术界，布鲁贝克将高等教育哲学的基础做了“认识论”和“政治论”的划分。两极思想在美国高等教育界互相竞争，此消彼长，根源是“价值中立与关联”问题：“强调认识论的人，在他们的高等教育哲学中趋向于把以‘闲逸的好奇’精神追求知识作为目的。他们力求了解他们生存的世界，就像做一件好奇的事一样。”[4]高等教育的知识至上和知识自足被看作认识论理念的展开，最近的源头在洪堡思想，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被认为是这种理念的化身。但是，“人们探讨深奥的知识不仅出于闲逸的好奇，而且还因为它对国家有着深远影响”；“当高等教育卷入日常生活的时候，必然会遇到如何确定目标和如何行使权力来实现这些目标的争论。而这些争论自然具有政治性”。[5]高等教育的社会取向即“政治论”概括，“威斯康辛思想”就是政治论与认识论平衡的表现，“服务站”则是政治论的隐喻。“尽管‘威斯康辛思想’取得了成功，但在高等教育哲学的政治论和认识论之间仍然缺乏和谐。其矛盾之处在于，探讨高深学问的认识论方法想方设法摆脱价值影响，而政治论方法则必须考虑价值问题。许多学者认为追求真理和追求权力是水火不相容的，对诸如什么是最好的社会目的和如何运用权力来实现它们等问题表示态度，迟早会歪曲和干扰学者的客观性。”[6]“尽管对高等教育来说，以德国研究大学的哲学为榜样的价值自由的认识论的逻辑非常具有吸引力，然而历史看起来明显有利于高等教育的政治论哲学。不过，学术体系一定不能完全变为商业性质，不能仅仅生产文凭和知识，我们希望政治化永远不要发展到教育和权力不分的地步。”[7]可以看得出，布鲁贝克的二分法具有柏拉图的影子。知识的事实发现和事实根据以及价值判断和价值实现，或简单地说，知识和知识的功用是讨论大学理念绕不开的问题。 巴内特(Barnett)不满高等教育研究在“教育维度”上的无所作为。他痛惜“缺乏对高等教育的反省不仅在研究教育的学术部门显而易见，在研究高等教育自身的研究者当中甚至更加习以为常”。[8]与布鲁贝克比较，他换了另外一种说法揭露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认识论和社会学两大基础被侵受蚀的现象。一方面，知识“客观性”和“可认识性”遭疑，认识论基础受侵；另一方面，相对封闭自足的学术边界被撕裂，社会学基础遭蚀。多元主义、相对主义和普遍弥漫的对知识客观性的怀疑态度是认识论遭侵蚀的原因，也是表现。而偏向社会服务的功能主义对高等教育的本质特征视而不见，“期望高等教育取得更加广泛的社会效果，在社会收益方面尤其期望有加”，“对高等教育的评判几乎完全取决于其对英国有限公司的直接贡献”。自由高等教育受到两方面的围攻：认识论公理(存在客观知识，并且可以被认识)和社会学公理(客观知识保存和传播的前提是相对自主、比较自由)同时被稀释甚至污染[9]。有些人给前者贴上了“后现代主义”的标签，后者则引发了“学术资本主义”、“经济主义”等形形色色“学术原教旨主义”的忧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