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52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519(2013)05－0035－08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高等教育体制经历了计划经济时期、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时期、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深化时期。因此在今天来看，高等教育所处的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都在发生着巨大的和深刻的变化，但高等教育体制的改革却远远落后于经济体制改革，也因此与现行的经济体制和社会环境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不适应性。这种不适应性集中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在办学体制上的单一和僵化；对高等教育的宏观管理过于集中；单一的政府拨款投资体制；统一考试统一招生制度；内部管理体制的行政化。正是由于这些表现在体制上的不适应性，最终已经形成对高等教育自身发展的阻力和障碍。于是，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中期以后，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虽然出现了以政府为主体、社会各方参与的多元化办学体制；以政府投资为主体、社会多元投资渠道并存体制；管理权、招生权的适量下放；毕业生计划分配制度取消等等体制上的变化。但高等教育体制核心的机制并没有真正改变，在许多方面依然执行的是中央政府计划经济体制的功能。面对这种情况，在高等教育内部，特别是由高校发起了改革行动如“引进市场机制”、“人事制度改革”、“自主招生”、“去行政化”等等。这些改革举措虽然可以看做是直接挑战着现行的高等教育体制，但统观任何一项改革都是局部的、小规模的、涉及不同利益群体的、甚至碎片化的一种由下向上的改革浪潮。由于在高校内部也不能形成共识，所以也不可能成为引发高等教育整体体制改革的内在动因，更何况，高校内部进行的改革行动从一开始就处在两难之中，难以达鹄。为何两难？本文拟从两两关系中予以分析，并对如何走出两难、改革应当怎样走作了具体分析和建议。 一、历史文献及历程回顾 从历史文献中可以看出，中国大陆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历程及研究可以大体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以前，这一阶段的研究对应于计划经济时期；80年代至90年代后期，第二阶段的研究对应于改革开放及经济转型时期；21世纪初至今，第三阶段的研究对应于经济体制深化改革和社会全面转型时期。 20世纪80年代以前可以看作是第一个历史阶段。建国初期的任务和研究主要围绕着如何改造、接收旧的高等教育和建立新的高等教育体制方面。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在这一时期被定性为是具有革命性的，把半殖民地性质的、深受欧美资产阶级反动思想毒害的旧的高等教育，彻底转变为工人阶级思想领导的、适合国家建设需要的新高等教育。1953年在国家实行计划经济建设的时期，新高等教育也纳入到国家计划的轨道。于是，从高教体制上和学科专业分布、课程设置等方面均取法于前苏联，逐渐形成了党政领导下的高度集权的计划指令式的高等教育体制①。纵观这一时期的研究文献，人们对建国以后17年的高等教育体制是充分肯定的，因为它与当时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是高度吻合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建设中发挥了作用，也确实为全社会输送高级人才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之后的“文革”十年是高等教育体制被破坏和遭受重创的时期。这十年人才断代、学科断裂、学术断层和高等教育被横加改造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在第二个阶段后期大学学科的恢复和重建，以及高考制度恢复中直接显现出来，也对人们改革开放的思想和观念带来了束缚和顾虑。 80年代至90年代后期作为第二个历史阶段。在此阶段初期，除了恢复学科重建和继续完善高考制度以外，为了解除人们在思想和观念上的束缚和顾虑，教育界在思想理论上陆续开始了史称的“六大讨论”。其中就有关于教育的本质和属性的讨论，对此的讨论虽至今也没有形成共识，但当时有人大胆提出了教育不仅是上层建筑，而且也是生产力的观点。这无疑是具有突破性的，也因其顺应当时社会改革的大方向，而被人们接受。后来，人们在研究中也集中爆发了高等教育体制如何从计划经济模式向市场经济转变的改革议题，甚至提出了高等教育市场化的口号。当然，高等教育这一改革或转型绝非易事，毕竟大多数人是充分肯定了计划体制前17年的做法和成果。因此摆在人们面前的是一种两难的选择：高等教育体制是恢复与重建的问题还是直接转型的问题。对此专家学者和政府管理人员内部意见分歧，各持己见，形成了保守复原派和改革转型派。由于当时社会经济体制改革逐渐深入，再加上前17年高教经验不足以说明问题，旧有的高教体制已经暴露出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不适应性等等问题。因此，在政策上出台了《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1985)；在研究上越来越多的文献开始反映出改革的倾向和决心。诸如，高等教育也是生产力研究、高等教育市场化的研究、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直面供需关系的研究、高等教育与经济周期的研究、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研究②。可以说，这一时期理论研究有重大的突破，通过市场化理论论证了高等教育体制改革与转型的必要。但从实际来看现行体制并没有触动多少也没有做实质改变，高等教育依然是政府主导的计划模式和集中式管理体制，这可以在90年代末期的两次大的变动中，如由中央政府主导的高校扩招和大学再次重组形成巨型大学的行动中再次证明。 21世纪初至今可以看作是第三个历史阶段，这一阶段也是高等教育结构变动或波动最大的时期，许多院校完成了再次重组并形成了“综合大学”的发展趋势。当然，这种综合大学的趋势主要反映了中央政府的意志，虽然经济体制的改革在多方面冲击着高等教育体制，但对高等教育的规划和结构调整等方面看还是中央集权的体制在发挥着主导和决定的作用。有研究指出，这一时期虽然宏观管理体制仍然是集权的，但完成国家对大学的再次重组后，中央政府对大学有了适度的放权和更大的资源支持。继“211工程”之后，“985工程”开始对重点大学重点支持，这样，新的高教资源配置格局开始了重新分配，新的目标如建世界一流大学以及新的评估机制正在形成。不管怎么看，大学国家化和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在现阶段是不可改变的，于是人们开始将注意力放到了大学内部管理体制的改革上。如北大率先进行的内部新的人事制度改革不仅在内部掀起波浪，冲击着原有的制度，而且确实在海内外大学中掀起了大学体制改革的讨论。有人说这是大学内部市场化的尝试，诸如开始引进市场机制，大学教师实行竞争上岗，目标责任制以及打破教师终身制等都预示了改革的动机和决心。③这场改革由于与高等教育宏观管理体制不匹配，虽没有流产，但也向原来的制度做出了让步和妥协。人们称这场改革是“拉皮筋”，拉起后又不得不缩回去了。由于这场改革直接涉及的是人的利益问题而不是体制问题，所以和者甚少。紧接着第二波是自由主义教育理念支配的通识教育复活，由北大发起各大学相继建立了通识教育学院；接着是大学自主观念驱使下的“自主招生”，由最初的小规模自主招生后来慢慢地扩大到大学招生联盟，这种势头大有挑战现行的统一高考制度。也因为对高等教育体制——高考制度形成了较大的威胁时，在教育部的压力下，各大学联盟最后也不得不声称自主招生并不会取代统一的高考制度，只是一种补充或小范围的多元化策略，于是这种自主才得以继续。最近又开始的第三波大学内部改革，人们将注意力放到了行政化问题上，因为行政化干预了甚至控制了大学的自主自由的特性和学术的民主化，甚至有人提出了大学“去行政化”的口号和教授治校的自由大学理念。④但不管怎么说，高等教育要进行体制改革不仅是在外部还是在内部确实存在着两难困境，之前所进行的任何一项改革都因没有处理好这种两难问题而陷入困境。因此对于中央政府来说，有一种理由或许是真的，高等教育体制改革时机还不成熟、共识还没有达成，对于体制来说，破是容易的，但立什么、怎样立尚不清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