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与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对话，东亚知识界逐渐发展出以非主流、本土性的研究取向，来深究现有理论所无法解释的亚洲国家行为。有别于西方的历史、文化与哲学传统，亚洲国家固有其国际关系原则与实践方式，“地方性”(或谓“区域性”)乃其中一项固有特色。地方性意指超脱于国家、主权领域，属于国家层次以上、以下或之间的立场；亚洲国际关系的地方性学派固然各有千秋，但具备思想体系并拥有足以与欧美主流理论分庭抗礼的意愿与趋势者，则以中国的“天下观”与日本的“世界史立场”较为引人注目。① 有鉴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曾受制于主权国家观念风行而一度噤声的天下观重登东亚舞台，并成为中国国际关系学术界的理论核心之一。天下观以重视亲疏远近的社会关系，投射出等级秩序的国际关系，以及无边无外的天下体系，本质上不以冲突对抗为命题，而以建立长远关系为目的。承袭天下观的国家，关心自身如何被他国看待的形象问题，而非强调如何维系自身与他国差异以竞逐利益，故能形成重视和谐理念的国际秩序。② 日本知识界对国际关系的探究，则滥觞于日本应“兴亚”抑或“脱亚”的亚洲主义辩论，尔后汇聚成由京都学派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揭橥的“世界史立场”。该学派认定世界史的中心将由西洋往东洋移动，而日本负有领导义务，以东亚新秩序挑战、甚至超越且克服欧美中心的霸权国际政治秩序，最终具体化为“大东亚共荣圈”。然而，残忍无道的殖民政策迫使思想家在充满忏悔的意识中，重构战后的亚洲主义思潮，让日本自身成为反省的对象。③世界史立场影响了东亚邻邦知识社群对亚洲思维的态度，尤其针对战争记忆这个议题，尽管与战争相关的种种争议尚未消解，但难以否认的是，受侵害的亚洲各国在某种程度上得与日本知识界的悔恨意识产生对话基础与连带意识。当代日本知识界反思欧美国际关系理论者中，重新检讨世界史立场并试图振兴的大有人在，但其主轴仍在处理东西方之“文化差异”。与此相较，战后新兴试图建立东西方“文化沟通”的理论努力也不容忽视，后者为本文以下之主题。 在战争记忆中成长的日本研究者之中，有一批学者强调以“文化”途径重新理解东亚的国际关系。例如，1934年出生的日裔美籍历史学者入江昭，将“文化”定义为记忆、情感、意识形态等符号在国际上的分享与传递，④并且提出“文化承载地”(cultural borderlands)的主张，要求尊重个别文化的歧异性，提倡文化不分优劣、一概平等，从而能在各文化间开辟“文化承载地”：一块不属于特定国家的空间，让不同文化的人们可以摒弃陈见，分享各自的价值，进而创造出超脱国家疆界的认同。⑤另外，在日本本土，国际文化论者平野健一郎(以下简称“平野”)，亦曾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与强烈的败战体验，他也建构一套国际文化理论以回应欧美主流研究取向，借此反思日本的侵略战争。本文以平野的国际文化研究为个案，说明该理论在当前国际关系研究与日本学派的借鉴意义。 一、平野及国际文化论的提出 平野生于1937年中日战争方兴之际，童年在战争阴影下成长，大学时代曾参与安保斗争运动。⑥平野于1961年自东京大学教养学部毕业，随后进入研究所取得东京大学硕士学位，1963-1967年负笈美国哈佛历史学研究所，师从费正清(John Fairbank)与史华兹(Benjamin Schwartz)门下，专攻东亚区域研究，1969年归国后历任上智大学讲师、东京大学教养学部助教授与教授，退休后任职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部教授、国立公文图书馆亚洲历史数据中心所长、东洋文库理事。著有《国际文化论》，⑦译有史华兹巨著《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日文版，并有若干文章发表于各期刊。 国际文化论是1970年代兴起的理论，文化作为国际关系理论在权力、制度以外的第三向度，国际文化研究的盛行实乃大势所趋。日本驹泽大学全球化与媒体研究学部准教授芝崎厚士认为，国际文化论的研究着眼点有三，分别是国际关系的文化性、国际关系的单位之文化性、国际关系的关系之文化性。芝崎亦认为当前的国际文化论可以分为美国与日本两大系谱，前者以入江昭为代表，主张国际关系表现为“文化间关系”；后者则以平野健一郎为代表，认为国际关系表现为“文化的关系”。⑧芝崎认为“文化间国际关系”与“文化的国际关系”的最大差别在于前者预设国家之间的国际关系是先行存在，研究“文化”是为了理解国际关系之用；后者认为国际关系本身就带有文化性质，故先验存在的是“文化的关系”。⑨平野身为日本国际文化论系谱的开创者，国际文化论对于国际关系理论贡献卓越，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张启雄认为，“‘国际文化论’既是新的学术领域，也可视为是一种新的研究方法。因为它是用文化的角度来切入问题的核心，使得向来用政治的观点来分析国际关系，或用经济的角度来切入国际关系的研究，所未能浮现的问题一一都呈现出来，所不曾出现的见解也不断地被提出来检讨。”⑩平野集毕生之心力完成的《国际文化论》这一划时代著作，深受史华兹的影响。他在哈佛留学过程中修习史华兹开授的文化人类学(cultural anthropology)课程，重新思考自己对于满洲研究。平野归国后一边研究满洲，一边讲授文化接触的课程，并对世界文化间持续不断的接触与变迁现象兴趣日增。他在1980年代使用“文化触变”(acculturation)概念以诠释异文化接触下的变化，并且主张如果不从文化下手，将无法理解亚洲的近代国际关系史。然而，即使曾经受到美国文化人类学的启发，平野认为《国际文化论》主要还是在日本本土萌发的产物。他在接受作者访谈中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