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S-09；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459(2013)06-0103-11 “农业文化遗产”是继文化遗产、自然遗产、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和文化景观遗产之后的又一种新的世界遗产类型，其宏观背景在于全人类的文明已由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留住农耕文明的优秀传统与文化基因迫在眉睫。农业文化遗产这一概念的普及源自联合国粮农组织(FAO)于2002年启动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IAHS)保护活动与项目管理，按照FAO的定义，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在概念上等同于世界文化遗产，是农村与其所处环境长期协同进化和动态适应下所形成的独特的土地利用系统和农业景观，这种系统与景观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而且可以满足当地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的需要，有利于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① 我国自2005年开始参与全球农业文化遗产项目，凭借悠久的农耕文明与高度的重视，实践成绩斐然。2012年，云南普洱古茶园与茶文化系统和内蒙古自治区敖汉旗旱作农业系统入选GIAHS保护项目。加上此前入选的位于浙江省青田的传统稻鱼共生系统等四个项目，我国的GIAHS保护试点已达6个，居各国之首。2013年，我国农业部公布了第一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单，河北宣化传统葡萄园等19个传统农业系统入选，标志着我国已经逐渐完善自身农业文化遗产的认定、申报和评选体系。与实践成绩匹配的是我国学界对农业文化遗产的理论研究日渐拓展与深化，研究者逐渐摆脱初始研究时仅仅局限于生态性与景观性的狭窄视角，而更为重视其复合型内涵与多样性价值，“它应是各个历史时期与人类农事活动密切相关的重要物质(tangible)与非物质(intangible)遗存的综合体系。它大致包括农业遗址、农业物种、农业工程、农业景观、农业聚落、农业技术、农业工具、农业文献、农业特产、农业民俗文化等10个方面”②。 作为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民俗类农业文化遗产的命名与学术“合法性”由此而来。从概念上看，民俗类农业文化遗产是农耕文明的重要产物，是一个区域或民族在长期的农业发展中所形成的生产、生活、习惯与风尚。它与农村民众的生存需求和心理需求相适应，不仅体现了一个民族在历史积淀中形成的农业文化体系，还往往沉积着世代相传的生产制度与礼俗规制。从内涵上看，民俗类农业文化遗产包含生产民俗、生活民俗与民间信仰三个类型，生产民俗是在农业生产活动中产生和遵循的民俗；生活民俗则包括广大农村居民的服饰民俗、饮食民俗、节庆民俗、娱乐民俗等；民间观念与信仰是指民众自发地对具有超自然力的精神体的信奉与尊重，它包括原始宗教在民间的传承、人为宗教在民间的渗透、民间普遍的俗信等等。 在全球化的浪潮中，民俗类农业文化遗产反映着该民族的文化身份和文化标识，保存和促进着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对其保护与开掘是传统文化面向现代化进程时的一次自我探索、自我建构之旅，同时也关系着民族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的文化话语权。与其他类型的农业文化遗产相比，民俗类农业文化遗产业具有活态性、复合性、战略性等显著特征，它也更多地体现了文化遗产类型之间的融合性，如民俗类农业文化遗产它是非物质文化遗产(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的富矿，标示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农业民俗的密切联系。这样的一系列特点，决定了民俗类农业文化遗产既属于历史，又必须面向当下；既属于农业历史研究，也吁求文化视角的介入；既是一种遗产类型，又隶属当代公共文化的范畴。同时，它也面对一系列的问题与挑战。而本文在援引与分析大量研究文献的基础上，旨在厘清民俗类农业文化遗产的研究范式，并在此基础上探索其复兴路径。 一、研究范式的三个关键词：时空、主体与变迁 (一)时空 顾名思义，时空就是时间与空间。在本文的语境中，时间是指民俗类农业遗产的自然时间、文化时间、社会时间与历史时间。而空间是指承载民俗表演具体场景的物理场所，然而，它又不仅仅局限在一时一地之物理空间，它有更多的东西附着其上，靠近美国民俗学者理查德·鲍曼所说六种语境——意义语境、风俗制度语境、交流系统语境、社会基础语境、个人语境、情境性语境、历史语境的集合体。 首先，时空研究是民俗类农业文化遗产历史具象的取景框，越来越多地学者强调研究对象的具体时空背景，避免了之前的学术路径，一种仅仅将之当作存在于故纸堆中“遗留物”的研究态度——把生产民俗、生活民俗以及民间信仰等对象从具体的时空坐落中抽取、剥离出来，无视具体表演情境中的习俗与制度，更不考虑文化与文化主体之间的关系。时空研究从单纯的文化事项向具体语境中的转换，由文献资料所还原成的历史发展转向对丰富具体的生活情境的考察。如研究者戴嘉艳在《达斡尔族农业民俗及其生态文化特征研究》中选取内蒙古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的一个典型的农耕村落为个案，从特定族群和区域出发，以生态文化特征为视角，考察农业生产技术过程民俗和农事信仰、仪礼民俗的表现形态、社会功能、生态价值以及发展变迁状况，在厘清其所蕴含的生态动因、生态思维和生态观念的基础上，探析民众在农耕实践中建立起来的人与自然之间精神联系的内涵和本质，即敬畏自然，谋求生存和发展的物我同构③。这种田野观察的调查方式，将农业民俗置于一定的传承场域，并结合具体族群的民俗生活、生计和生境进行整体研究，摆脱传统的从文本到文本的研究范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