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20世纪初期人类社会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精神产物，大众文化的兴起有着与社会发展相契合的内在合理性以及衍进原动力。尽管浸染着现代社会的多重特征，大众文化作为文化历史旅程的典范样式，仍然属于一种具有理想性和自由化，源于现实而又超越现实，最能发挥创造主体的创造性甚至独创性的实践样式。像其它文化范式一样，大众文化超越了日常性的格式化的生活方式乃至常规的实践活动，属于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创造性的生存方式和生存状态。诚然，作为颇具时代症候的一种文化形态，大众文化以其极具世俗化、商业化、娱乐性以及流行性的审美特征迎来了普泛大众的热情追捧，同时又被传统文化卫道者判以“商品化、欺骗性、伪个性化”的罪名，从而一直饱受争议，引发一次又一次的“身份危机”。法兰克福学派更是要将大众文化抬上马克思主义的手术台进行一番细致入微的精神解剖，阿多诺和霍克海默还要坚持以否定性的话语对大众文化进行一番“思想整合”，诸如此般的争议和批判自大众文化诞生以来一直延续不断，我们无法就这一争议作出证据确凿、令人信服的“终极审判”。但毋容置疑的是，大众文化一个世纪以来的发展壮大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凭借大众传媒构筑身体幻象，大众文化提供了游戏化的心理以及审美体验，克服社会聚变引起的认同焦虑，从而成为普泛民众欣然接受、广为传播的文化范式，于此，其存在应当是合理的，正如伊格尔顿在《理论之后》中所言，大众文化是值得研究的。 诚然，大众文化尽管还带着诸多的质疑甚至“身份焦虑”，但凭借自身强大的现代审美意识以及契合时代的娱乐性、商品化乃至世俗化特征，大众文化已然构筑了坚实而又广泛的群众基础和认同联盟，对当下的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作为迥异于传统文化的一种文化范式，大众文化的生成与传播对社会结构、社会心理乃至民族风气都有着颇为深远的影响力，换句话说，作为当下社会的一种主要文化形态，它以作用于社会个体的方式影响着社会整体结构，改变着传统社会衍进的既定线路，塑造着符合其自身发展特征和规律的现代社会的公民意识，从而建构着它需要的至少是默认的现代公民社会结构。因此，将大众文化置于现代社会的语境中加以考察，梳理其与现代公民社会的内在关系，尤其是探讨其对现代社会公民意识亦即“公民性”的建构都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公民性”及其与文化范式构建的逻辑关联 作为一个政治概念，“公民性”的出现十分久远，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学》著作中就曾提出：“人在本性上应该是一个政治动物。”①所谓“政治动物”实际上指的就是人在社会活动中所应保持的一种公民意识，在今天看来，无疑它应属于“公民性”的内在范畴之一。亚里士多德所描绘的“政治动物”在古希腊的政治框架中意味着自由、平等、理性等卓越品质的实践和追求，热衷于对公共生活以及公共事务的探讨是古希腊人的一大嗜好，于此亚氏所得出的结论在古希腊的政治文化语境中是客观存在的。诚然，古希腊人所追逐的“公民性”只是最初始状态的公民意识或者公民精神，属于一种原始“公民性”，在当时的社会文化语境中没有也不可能出现相对高级形态的公民结构。近代启蒙运动的发展，人的主体意识和理性精神引起更为广泛的关注和重视，构建真正意义上的公民结构，培育现代社会的“公民性”成为社会发展不可回避的一个前提。 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的确提供了公民结构建构的物质基础，宪政体制和法治秩序的建立赋予现代社会主体以现代公民身份和公民权，人权至上、价值独立、民主选举等等都从形式上规约着现代公民结构的合理衍进和公民意识的正常发展。但现代社会的发展并没有让公民意识的建构一路凯歌，物质生活的改善却没有相应程度的公民意识相同步，近现代社会的发展也没能塑造出一个符合现代社会发展需要的公民结构乃至孕育出具有完全现代意义的“公民性”，现代社会主体自我意识的多元衍化，经济社会文化的熏染，特别是近代社会的转型，使得现代公民结构的物质躯壳中包裹的不全是真正意义上的公民意识，换句话说，现代公民意识与公民结构是脱节的。正如卢梭所言，现代社会的发展造成人性的分裂，表现为“公民”与“市民”二重身份的紧张，现代城市造就的已然不是真正的公民，只属于市民，“公民性”与“市民性”的分裂是现代社会人性异化的主要样式。② 公民社会结构的建立却不能带动现代“公民性”生成与发展的联动效应，两者的脱节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尤其是全球化和网络化的不断推进愈益扩大，以资本为扩张动力以及以网络为交流载体的人类物质和精神交往正强力地影响着我们的日常生活。构建符合现代社会发展的“公民性”正成为一项不可忽视的世界课题。现代社会的发展为现代意义上的“公民性”建构提供了物质保障，而真正引领现代“公民性”建构的无疑是社会文化自身的题中应有之义。 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载体，文化自古以来就承载着社会发展的诸多职能，它不仅是社会物质生活以及生产活动在思想精神层面的体现和升华，而且又凭借自身的教化和感染力推动着社会物质生产的进一步发展。在传统社会里，文化作为人类精神活动的承载主体，与物质生活是有着界限分明的差异的，如果用形下之器来形容物质生活，那么文化无疑就归属于形上之道了。然而在大众文化甚嚣尘上的现代社会，文化早已抛弃了传统社会不与物质同流的自我清高，与瞬息万变的社会物质生活关联日益密切，融为一体了。法国理论家布尔迪厄甚至认为，现代社会的资本生产不能再局限于经济生产，文化也成为现代物质生产的一部分。费斯克则从反面论证了文化与经济生活的紧密关联，他认为，现代社会的金融经济与文化资本应属于文化产品的两个维度。由此，文化在现代社会所扮演的身份角色比起传统社会要强得多，如果说传统社会文化是通过精神层面来对社会主体产生影响力，从而规约着主体的社会活动，进而达成整个社会意识结构的建构或强化，那么，现代社会，尤其是大众文化精彩纷呈的现代化语境中，文化特别是与现代大众关系紧密的大众文化不仅从精神上影响并规约着大众的主体意识，而且还通过大众文化特有的物质属性或者是商品属性直接操控着大众的日常生活，比起传统社会的文化形态，现代社会大众文化对社会主体的影响力和浸染性要强得多，对整个社会意识的规约性也要大得多，对大众文化的显性特征和隐形特征加以探讨，特别是厘清当下社会语境下对大众文化的理论误读，梳理大众文化对现代社会的公民意识特别是“公民性”建构的多维路径，从而赋予大众文化以合理的身份定位，这是当下语境下面临大众文化滚滚洪流之态不可回避的时代命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