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C91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780(2013)06-0013-06 青少年是基于互联网的新媒介的最频繁接触者和最积极使用者，新媒介构成了当今最为突出的青年亚文化情境，一系列问题亦在此间生发，诸如网瘾问题、游戏问题、黑客问题、恶搞问题、网络语言问题，等等，正是这些问题构成了青年亚文化在中国当下的存在形态，其伦理的向度尤其富有矛盾、混杂和冲突的意涵。虽然新媒介情境下青年亚文化的伦理困境一直存在许多争议，但这些争议往往流于现象表层和简单归因，而缺少深入透视。有论者指出，网络道德主体的行为具有虚拟性、想象性、多样性、随意性，人与人之间的制约性也非常弱；网络的这种特性极其容易诱使人类的“兽性”爆发与突显，同时网络主体青少年的好奇性、不成熟性、叛逆性和冲动性等因素很容易导致其道德的失范和偏激化发展[1]……类似这种网络或新媒介“原罪”的探讨，固然将问题凸显出来，但是，我们需要追问的是：这样的伦理问题如果从青年亚文化道德行为主体的角度考察，它实质上包含了哪些面向的价值冲突？新媒介构建的文化实践环境在哪些方面内在地决定了这样的冲突？如何更为客观地评价这些冲突，并从中开掘积极的建设性伦理资源？ 一、“坏孩子”与道德恐慌 伦理规范是构成一个社会不可或缺的构件，是主流文化得以维持的必要条件。在这个意义上说，青年亚文化往往表现出对伦理规范不同程度的破坏性，“坏孩子”是主流文化语境中的亚文化叙事常见的主角，就像日本漫画《灌篮高手》的主角樱木花道，他在现实中是被认作“越轨”的不良少年，他的伙伴们似乎也都是如此：从来都不及格的学生、无视学校规定的怪人、嚣张的坏小子。但是，这样的故事由亚文化开始，却在主流文化那里获得终结：被主流社会所定义为离经叛道者的“樱木花道”们，以他们之间坚固的友谊、无所畏惧的决心和集体力量，用积极的方式重拾了主流社会的认可和尊重。“灌篮高手”们从被社会认定为“坏孩子”到被社会接受的过程，隐喻了青年亚文化伦理取向对主流社会伦理秩序的冲击及其归宿。 所谓亚文化的伦理冲击，当然是从主流文化的立场来感知和界定的。2011年年初，郑州警方发现一个名为“耽美(BL)小说网”的网站，一个月内点击量从几万次猛增到几十万次，最多的时候达近百万次。这些被点击的小说，描写的都是一些男同性恋之间的恋情，作者以年轻的女性为主，年龄普遍在20岁左右。“耽美(BL)小说网”的服务器虽然设在郑州，但32名签约作者却分布在上海、广州、重庆、十堰、宝鸡等十多个城市。警方决定迅速出击，实施全国抓捕。这件事情发生之后，网上一度有过激烈的争议。在天涯论坛上，有人认为这是“一群变态女孩”、“露骨的性爱描写，变态的性取向”、“一直以为BL就不是正常人看的……”、“这些腐女写的完全违背伦理道德的东西比写男女之间的更加厚颜无耻，严重污染青少年的心理健康”。 这些道德化的谴责无疑支持了郑州警方的行为，却忽略了耽美文化具体的伦理处境。耽美文化于20世纪90年代早期由日本传入我国大陆地区，在21世纪伴随着互联网的飞速发展而广泛流行开来，并形成了“同人女”群体。“同人女”群体通过耽美文化试图在主流文化和意识形态中开创出一个有意义的中介空间：一个能够被发现，且能够用以表达某种另类身份的认同空间，传达出一个离经叛道的声音。而这个声音便是对世俗的物质爱情和男权社会对女性孱弱形象定义的回应，传递出抵制传统情爱关系的物质化趋势，破除性别刻板印象，重新定义女性地位的诉求。无视这些而纯粹责之以道德批判，本身就遮蔽了现实存在的不道德因素；同时，耽美文化的兴起也说明，在最基本的层面，“成年人的世界并没有给予他们一个具有范式性的价值体系和一个可供学习并成就自身的价值观榜样，反而潜在地诱导并推动网络青少年走向所谓‘道德失范’，促使网络青少年力所不能及地并被动而不自觉地建构自以为是的道德伦理。”[2]在这样的情况下，试图以公权力的强行介入阻止这类青年亚文化活动，很明显地将会传播出一种“道德恐慌”来。 “道德恐慌”的概念，是社会学家和文化研究学者们在考察主文化试图规范青年亚文化的伦理冲击时使用的概念。20世纪70年代的英国社会学家约克·扬(Jock Young)在他的《吸毒者》一书中，第一次使用了“道德恐慌”一词，指出在青年人吸毒的问题上，媒体不断将这一现象边缘化，不断煽动公众愤怒的行为，但是它不但没有解决好毒品的危害问题，反而鼓励了异常行为的增加，引起更大的社会混乱。这一观察和分析的视角被英国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的青年亚文化研究大为推崇。英国学者斯坦利·科恩于1972年发表的博士论文《民间魔鬼与道德恐慌》，对20世纪60年代中期英国社会关于“摩登族和摇滚迷”的道德恐慌进行了研究，并对“道德恐慌”这一概念作出了影响深远的阐释：“在任何一个道德恐慌时期，社会都是恐慌的主体。这个时期，某一个体或群体被定义为对社会价值、利益构成威胁。大众媒体将其本质呈现为一种类型化的刻板模式。编辑、主教、政客和其他思想正统的人控制了道德争议的领域，而社会公认的专家们则宣布其诊断和解决方法，应对问题的方法在发展中不断被使用，于是这种情况就会消失、沉寂，或反而变得更加恶化、明显。有时恐慌的对象是新奇而特别的，而有时它们却是那些存在已久却突然为人们所关注的事情。有时恐慌会过去，会被遗忘，而只在人们的集体记忆中留下痕迹。而在其他一些情况下，恐慌则具有更为严重而长期的影响，并且可能使法律、社会政治，甚至社会自我想象的方式产生变化。”[3]其后，英国文化研究学者霍尔等人在通过对一起抢劫伤人案的研究而写成的《监控危机》一书中，进一步将文化霸权的理论运用于媒体文化功能的分析，他们指出媒体以警官、法官、政治家和编辑为主的“专家们”形成一致的声音，制造出“道德恐慌”，对公众产生影响。[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