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3969/j.i-ssn.1007-4074.2013.06.015 在线杂志：http：//skxb.jsu.edu.cn 中图分类号：G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074-(2013)06-0092-06 邹赞(以下简称“邹”)：陆教授您好!作为文化研究在中国内地的积极倡导者和推动者，您在引介西方文化理论和编写文化研究教材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我们先谈谈教材方面的情况。迄今为止，您撰写的以“文化研究”命名的教材有三部，其中两部冠以“文化研究导论”之名，分别面向研究生和本科生。2007年出版的那本导论被教育部推荐为“研究生教学用书”，但从该书后来所受到的欢迎程度上看，实际读者显然远远超出了研究生这个层面，成为热销的文化研究入门必读书。在此之前，阿雷恩·鲍尔德温(Elaine Baldwin)等人合著的《文化研究导论》被译成中文，并因宏阔的跨学科视角受到好评。相比这部“舶来”的教材，您的那本“导论”紧扣“文化”、“文化研究”、“大众文化”几组关键词，有意味地嵌入现代性理论的思想史脉络，并且辟专节述评当代中国文化研究的理论与实践。您是如何建构这部教材的基本框架和本土问题意识的? 陆扬(以下简称“陆”)：我先从我跟王毅，也就是《文化研究导论》的另一位作者的合作说起吧。这本书后来成为中国第一部以“文化研究”为名的本土教材，具有偶然性。王毅是我硕士生阶段的师妹。那时候我们在广西师范大学跟贺祥麟教授读世界文学。贺老师给我们指定的教材之一是两本巨大的影印本《诺顿世界名著选》。从荷马史诗开始，每一次上课贺老师总是正襟危坐、高高在上，滔滔不绝一路往下串讲。串讲肯定是讲不完的。实际上一直到我们毕业，也没有讲完上卷的四分之一。他还让我们复印一部纸片已经发脆的英国文学史，以及《高文爵士与绿衣骑士》来读。那时候复印机械粗糙，印出来黑乎乎一片，可是我们自以为手里捧着海内孤本，珍惜得不行。贺老师的测验方式之一是听写冷僻词，比如伊丽莎白时代花一个小钱站在天井里看戏的groundling。我们一败涂地，无奈只有仔细读书。王毅后来在澳大利亚跟文化研究的领军人物洪美恩读博士，留在了澳大利亚。我们的合作始于后来内容被悉数收入《文化研究导论》的一本小册子《大众文化与传媒》。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出版。次年还是在上海三联，我和王毅选编了一个读本《大众文化研究》。这个读本面世较之罗刚和刘象愚主编的《文化研究读本》晚了一年，但是具有它自己的特点。除了文章出处和注释无一遗漏作了交代，它还是一部解决了版权问题的译文集。我们的程序是王毅先同选定篇目的作者、出版社、刊物联系，委婉说明这个选本是旨在文化交流，无利可图，企盼对方授予版权。作者的态度总见爽快，无奈版权大都不在作者手里，故还是免不了同出版社交往。《大众文化研究》选定了18篇文章，王毅和18个版权所有方来回拉锯较量下来，所幸功成过半。剩下来王毅自感无能为力的一概交由我来交涉。我则坦率告诉对方，这本文集的宗旨是向中国读者介绍西方的文化研究，它是不盈利的，假如一定要申求版税，那么它就只有夭折。或者对方依然坚持要购买，那么我们只有忍痛割爱，撤下有关篇章。这一步可谓置之死地而后生。但即便如此，有一家英国某大学的出版社，硬是不肯让步，非要将它的一篇讨论女性时装的文章，卖上数百英镑。反反复复下来，竟是百无奈何，最后不得不通知上海三联，撤下已经完成并且编辑排好的译稿。今天回顾起来，这个过程如果不能说明别的，那么它至少可以说明，知识产权意识是如何在利益和权利的夹缝之间，登陆中国的文化研究的。 复旦大学出版社的那一本《文化研究导论》，最初是作为专著来写的。但是既然冠名以“导论”，那就难以免俗求全心理。结果是它虽然被教育部推荐为研究生教学用书，实际上一年年更多是本科生在用它做文化研究课程的教材。反倒是我主编的“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文化研究概论》是本科生层面的，而且得到许多名家友情相助，反而不及这本《导论》普及。 你敏锐察觉到教材中贯穿的现代性思想脉络，这实际上关系到文化研究兴起的内在思想根源，文化研究思考和处理的很多问题，都是试图回应“现代性的后果”。我们主张理论的落地性，即要重视西方理论话语与本土情境的对接，这也是当下学习西方文化理论的基本宗旨。 邹：您最近又在高等教育出版社推出了另一本面向本科生的《文化研究导论》，这部教材在观照视角上有什么不一样吗?我觉得给本科生介绍批判学派的文化理论很有现实意义，尤其有助于增进其读解大众文化文本的能力，这是否也是您编撰这本教程的初衷? 陆：高等教育出版社的那一本《文化研究导论》，首先要感谢该版的首席策划云慧霞博士。是她议定选题，请来专家，让我竭尽愚钝之力，编写出了高教社的这第一本文化研究本土教材。就是书名《文化研究导论》，都是拜云慧霞所定。我当时念及我和王毅已经撰写过一部《文化研究导论》，而且是教育部2005年推荐的研究生教学用书，还有过犹疑。不过此导论非彼导论也。它也不同于2007年我主编的那本《文化研究概论》。总而言之它是一本新书。除了介绍伯明翰的文化研究传统，像文化身份、青年亚文化、身体政治、粉丝文化和网络文学等，也都分门别类作了系统阐述。该书后记中我说，“有整整一年光景，为编成这本教材，令我寝食不安，待到半年前终于交出全部文稿，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又说，“几经反复，读毕清样，自有一种欣喜，那是眼见自己的孩子将要诞生的欣喜。”这可见当时是投入很深的，当中的甘苦也只有自己知道。 邹：从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建制以来，跨学科、超学科甚至反学科成为“文化研究”的重要特征，或许正是这种不拘限于某一传统学科的开放性，赋予了文化研究攻城掠地、战略纵深的游击策略和巨大活力。在当代中国大陆文化研究的格局中，上海一些高校打破惯例，成立了文化研究系科，这些努力当然很有价值，为有志于从事社会文化分析的学人提供了机会，但同时也有学者对文化研究的学院机制化表示担忧，因为一旦将文化研究纳入系科体制，这种以批判性、实践性为品格的学术思潮很有可能在学院体制的规训下丧失自身的特色，反过来被英语文学、大众传媒、社会学等学科收编。您如何看待文化研究在当下中国的学科化趋势?针对学科化的文化研究，批判何以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