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地区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在八大古都中，中原城市群独占三个，分别是郑州、洛阳和开封，且都是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历史记载，早在3600年前，郑州就是商王朝的重要都邑，并曾有夏、商、管、郑、韩五次为都，隋、唐、五代、宋、金、元、明、清八代为州。洛阳是中国建都最早、朝代最多、历史最长的都城。隋唐时人口达到百万，四方纳贡，百国来朝，盛极一时。北宋时期的开封是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大都市。因此，以郑州为中心、洛阳为副中心的“中原城市群”，名副其实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资源极其丰富的区域。在城市化进程日益加快的当代中国，以传统农业资源与农业文化见长的中原不可避免地需要重新思考未来发展的方向。无论是《中原城市群总体发展规划纲要》提出“打造具有中原文化特色的沿黄文化长廊”，或是《中原经济区发展规划(2012—2020)》定位于“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都表达出以文化城市群发力的路径选择。重新整理、审视、反思中原城市群的文化资源及其使用情况，已成为迫切的理论与现实需要，由此可厘清中原城市群文化城市的建设环境与深层困局，也可为其他意欲文化立市、文化强省的地方政府提供一些借鉴。 一、中原城市群文化资源概况 文化是个内涵极其丰富的概念，汉语中的“文化”即文明教化之意，而“文化城市”的概念，最早是在1985年于雅典举行的欧洲联盟文化部长会议上提出的，旨在认识文化在城市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在当代中国，文化已超越了传统的作为政治附属物的观念，而被普遍认同为培育核心竞争力、竞争优势和提升软实力的核心价值要素之一”[1]。文化资源也自然成了与自然资源、政策资源、经济资源等同等重要的发展动力源。 文化资源根据其特性可以分为三类：物质文化资源、社会文化资源和审美文化资源。物质文化资源主要包括自然景观资源、生态系统资源、土特产品资源、古建筑资源以及它们的具体情况，社会文化资源主要包括农业文化资源、历史文化与民俗文化资源以及它们的具体情况，审美文化资源主要包括各种世代相承、有地区文化特色、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口头文学、音乐歌舞、游戏竞技、民间艺术等[2]。与以往从内容的角度划分相比，这种以属性划分的分类方式更加清晰、概括，贴近本质，对我们思考如何分析、利用各种类型的文化资源更具有针对性与操作性。 由于中原城市群地域广泛，文化资源丰富，按照以上的分类方式将之一一标注工程浩大，本文仅选择极具代表性的几个文化资源样本展开研究(表1)，而这种选择典型案例进行的研究结果是具有一定普适性的，对同类型的文化资源都有借鉴意义。 作为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区域，中原城市群的文化资源具有不同于长三角、珠三角等任何一个东部沿海城市群文化资源的特点，主要表现如下： 从历史角度讲，具有根源性特点，表现为中原文化在整个中华文明体系中具有发端和母体的地位。无论是无人类记载的史前文明，还是有文字记载以来的文明肇造，都充分体现了这一点。“盘古开天”“女娲造人”“三皇五帝”“河图洛书”等神话传说，以及早期的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等考古学发现，都发生在河南。被视为中华文明根源的夏、商、周三代，同样发端于河南。作为东方文明轴心时代标志的儒、道、墨、法等诸子思想，正是在研究总结三代文明的基础上生成的，它们生成的主要过程也发生于河南[3]。
从数量角度讲，具有富集性，表现为作为中华文化之根的史前文化、华夏民族崇祖文化代表的神龙文化、华夏政治文明基石的政治文化、中华传统文化精髓的圣贤文化、中华文明核心的思想文化以及灿烂的名流文化、英雄文化、农耕文化、商业文化、科技文化、医学文化、汉字文化、诗文文化、宗教文化、民俗文化与武术文化等。但也不可忽视一点，与中原文化的主要构成要素集中在古代历史文化方面相比，河南近现代文化资源相对匮乏，或者说开发、重视不够。 从系统角度讲，具有关联性，表现为文化系统高度完整，各文化要素之间有机关联。如作为中国佛教的首传地，号称“神州第一刹”的白马寺，不仅是中国第一个官府设立的佛教寺院，而且更被尊誉为中国佛教的“祖庭”和“释源”，它与龙门石窟一起将洛阳推向世界。此外，如牡丹与武皇资源、包公与戏曲资源、河洛与姓氏文化资源、大遗址与非物质文化资源、神话与文学资源等，都密切相联，形成了中原城市群的文化链。 从功能角度讲，具有传承性，表现为中古以来，特别是唐宋两朝的首都洛阳与开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代表性，在中原的传承脉络格外清晰。东汉时期，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移至洛阳，东汉后期汉灵帝在东都立鸿都门学吸引天下平民才俊，与刘秀在洛阳修建的太学成为文化上的两大景观。后来，汉末陈留(今开封)人蔡邕抄刻熹平石经，标举儒学正统的意识，到唐代孟州(今焦作)人韩愈则明确提出道统文统的观念，北宋二程在伊洛河畔融会三教而开创的理学，更是具有决定性地影响了整个中国的历史发展进程。这些文化史上的坐标性人物及其贡献，鲜明地佐证了中原文化精神薪火相传的事实[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