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B92.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35(2014)01-0123-08 在当今世界环境中，民俗文化建设的价值与意义，在于它是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新精神性”文化建设的组成部分。目前很多欧美国家乃至非洲国家，都很重视民俗学者参与国家的“新精神性”文化建设，以抵制全球化霸权大国以科技进步统一世界多元文化的吞食策略，抵御金元强国以经济增长控制别国文化建设权利的渗透手段。在这种形势下，中国民俗、中国民俗研究机构和中国民俗学的问题及其在与国家“新精神性”文化建设的互动中，所持有的积极学术作为，就成为一种新的世界期待。 民俗是范围宽泛的一种文化事象，我国上、中、下三层文化中都有民俗，民俗学本身也具有跨学科研究的特征，这些需要引起政府的注意。民俗学所研究的民俗，从文化管理上说，不一定都是政府工作的对象，但它们都是局部特有文化，拥有各自的社会群体对象，都在各自的文化空间内，号召力强、开放能力大、人民对之习惯成自然。我国进入现代化社会以来，民俗文化仍然在面对面地传播，或者在小群体中传播，或者在网上提速流传。民俗也是作家小说、大众媒体、影视大片、流行音乐和互联网的活跃的文化素材，无所不在、无奖不提。民俗还很容易被国际社会所接受，适合开展非政府对外交流。 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文化体系构成的理论进程是与对民俗的文化利用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从五四运动，到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到新中国史，再到改革开放，民俗文化成分已成为民俗学、文艺学、艺术学、历史学、民族学、社会学和人类学都吸收的对象。在国家的“新精神性”文化建设中，民俗文化建设的定义，应该是既保留传统优秀民俗文化，又在现代社会文化进程中产生新含义的管理概念。此外，针对民俗文化所呈现的草根性与国际性统一的特点，还应该将之纳入国家文化软实力进行建设，使之在国家现代文化输出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民俗文化建设对国家“新精神性”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具体说来，要从研究学理、社会重要性和国际化三个方面进行讨论，本文拟对此一一做简要的阐述。 一 研究学理 “新精神性”的概念，从民俗学的角度说，是一种带有价值观和支配性的文化管理理念。民俗是有物质性的文化，同时也有精神性。在传统民俗学中，对精神性民俗研究的关注更胜于物质性研究。所谓民俗的物质性，包括物理性的实物，如生产生活器具；也包括社会性的人群团体与日常实践，如民间组织及其民间社会活动。在封闭社会中，民俗的物质性自然发生，自动运行，在社会生活表层得到充分的彰显，比如我们能看到犁铧、纺车、庙会、集市、婚娶、节庆等，不一而足；而在民俗文化脉络的内部，这种物质性又是与精神性高度契合的，两者共同成为民俗社会生活方式和社会关系的灵魂支撑。现代社会是开放社会，全球化蔓延、高科技发达、市场商品“养眼”，而当这一切与那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需求相遇合的时候，我们忽然会发现，从封闭社会世代积累下来的物质性的东西，消失得很快，而造成这种消失的，正是另一种追逐西化、高消费和速变的精神性诉求。以往民俗学所关注的精神性与物质性平衡的关系被打破，现在民俗学所面对的却是优秀民俗文化价值观被冲击，并造成诸多社会安全风险。在这种情况下，民俗学所要关注的“新精神性”国家文化建设，正是重建崇高的人文精神和重构精神性与物质性和谐关系的国家文化管理目标。为此，民俗学者要自觉地参与进去，要积极地承担社会责任，要在解决新问题的社会实践中拓展学科理论。在这方面，民俗学要克服自身学术史上的三种浪漫主义带来的影响。 (一)文学浪漫主义 19世纪末叶以来，民俗搜集和研究活动进入国家民族独立运动，在德国、芬兰、英国、爱沙尼亚和俄国等一系列欧洲国家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涌现了著名的民俗学者。在我国，历经晚清时期重审传统国学的思考；又在20世纪中，经历了五四运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苏联高教理论影响和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在民俗文化建设方面，出现了以文艺学为主导的民间文学理论建设，辅以社会学和民族学做参考，形成了民俗文化建设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文化建设的理论进程相重叠的一种格局。改革开放后，我国发动了全国民族民间文艺资源清理和整理出版运动，成果丰盈。然而，上述各种运动中的民俗搜集与研究都是“抢救”观的指导下进行的，这是受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影响的结果，其宗旨是要从工业文明、城市文化和外来侵略的“虎口”中，抢救纯正而伟大的民族文化历史及其理想社会状态，民俗正是被抢救文化的“苞心”，被夸张得一尘不染。而事实上，这种民俗是不存在的。现在我们知道，民俗从历史中走来，但始终在变。民俗也会被工业化、城市文化和外来文化所“污染”。但民俗之所以一直存在，就在于它站在国家文化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十字路口，扎根在民族情感、价值观和文化主体性之中。民俗代表了国家文化的特有质量。民俗不需要被轮番“抢救”，但民俗需要获得高尚的文化身份。我们要克服文学浪漫主义的影响，承认民俗文化是既保持传统基因，又能不断产生社会文化新意义的文化，并给予重点保护和创新建设。 (二)经济浪漫主义 近几十年来有一种倾向，就是崇信经济浪漫主义。持有这种思想倾向的人天真地认为，经济增长指标GDP可以带动民俗文化建设。于是，在这种倾向中，我们看到，民俗旅游、民俗商人、民俗市场和民俗走私曾一度火爆。当然，民俗文化是含有民俗经济成分的，但此民俗经济非彼市场经济。民俗经济遵循生态循环平衡原则，而市场经济遵循商业利润增长原则，这是两码事。经济浪漫主义的影响有两种表现，一是把民俗与贫穷、落后联系在一起的社会偏见；二是把民俗与社会福利挂钩的政策误区。在这种情况下，民俗的开发，成为商品的开发，结果造成民俗资源濒危、流失或断档，民俗文化承担者的文化利益被蔑视，其结果是给农村、城市和社区拔根①，收获适得其反。 (三)非遗浪漫主义 进入21世纪后，我国政府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公约，开展申遗和非遗保护工作，这项工作吸引了大量民俗学者的参与，国家也颁布了大量民俗非遗保护项目。非遗浪漫主义，指把民俗文化建设等同于非遗工作的一种新浪漫主义思想。这不是说非遗保护工作不重要，也不是说非遗与民俗没有关系，恰恰相反，非遗建设对民俗保护是大有好处的，我在后面还会做一些分析。但我认为，两者不能等同，等同就是照搬别人的经验而忽视中国的国情，民俗学对国家“新精神性”文化建设的辅助作用也会大打折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