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462X(2013)12-0138-07 约翰·菲斯克在《权力运作·权力操演》和《媒介事件》两部著作中，提出了一系列概念，既延续了前期肯定大众文化的思路，又结合后结构主义时代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现实，以新的概念和范畴发展出一套大众文化斗争理论。 一、帝国权力与在地权力 权力的控制和抵抗无时不在，无处不在。菲斯克把强大的、自上而下的权力称为帝国权力(imperializing power)，弱势的、自下而上的权力称为在地权力(localizing power)。帝国权力尽可能地伸展自身到物质现实、人类社会、历史和意识中，它竭力把其领地延伸到它能够控制的外部空间，特别是人民的俗世思想和行为之中。权力集团着力开发帝国权力系统，他们获取最多而出让最少；相反的是，从属群体不会控制其他的社会层理(social formation)，①不扩展其领域，而是把兴趣集中在加强对其即刻的日常生活条件的控制上，这些条件包括思想、情感、信仰和行为，包括从社会物质条件中获得的社会身份、社会关系等。 在地权力生产一种为从属群体控制的空间，这一空间具有四个维度：内在的(interior)，它是社会身份、社会关系和社会历史被体验的场所；社会政治性的(socio-political)，它存在于某种社会秩序之内；物质性的(physical)，它就在人民居住、玩耍和工作的地方；临时性的(temporal)，仅仅存在于那些构造它的人息居其中的那一时刻。这一内在的、物质的、临时的政治性空间，菲斯克称为在地(locale)[1]12。在地无论其规模如何，都关系到内在和外在，关系到意识、物质、时间和地点之间的连续性。在地是自下而上的在地权力的产物，它常常对抗着帝国权力。构造在地意味着面对、抵抗或逃避帝国权力，因为帝国权力试图控制其社会成员，它通过给他们提供据点(stations)试图去阻止人民生产他们自己的在地。据点是在地的对立物。据点既是物理性场所也是社会性场所，其中个体建立其社会性的关系系统。无家可归者的庇护所是一个据点，它是物理性场所，社会安置他们，自上而下的规训应用其中。如果他们如帝国知识(imperializing knowledge)②所认为的，是慈善的脆弱的客体，需要他者化(othered)，那么，他们的安置就是完全成功的。但是，对于他们中的许多人，情况不是如此，他们对电影中的抵抗性力量的欢呼是他们的在地权力发挥作用的时刻，它把休息厅、电影和他们的意识转变为在地。在地是从属者反抗宰制集团安置权力(stationing power)的场所，它存在的依据是“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时候都不想激进地挑战社会秩序。如果他们想的话，他们也不会把日常能量放置在一个遥远的目标上：对日常生活条件加强控制是更能够实现的目标，也是能量的更有效的应用”[1]192。 菲斯克吸收了福柯的权力理论，但对福柯理论中缺乏抵抗因素表示不满。福柯虽然说过抵抗是权力的必然产物，但他从来没有理论化或者考察它，只是把抵抗定义为权力必须克服的东西。福柯缺乏抵抗可能采取的多元化方式的论述，他是一个帝国权力理论家，没有发展出与安置(station)对等的概念，没有以在地概念去反对安置。深入思考抵抗的多样化和创造性的欧洲理论家是德赛都(Michel de Certeau)。德赛都把权力类比于控制时空的占领军，在其领地之内，人民在大多数时候顺从其规则，表示臣服。但是顺服的农民常常有能力变成游击队员，弱者能够而且常常攻击强者，如游击队攻击占领军那样。这种攻击是短暂的、机会主义的，当弱者散布开来如星星之火的时候，这种攻击就会形成燎原之势。军队进攻靠的是战略(strategy)，游击队靠的是战术(tactics)。战略性的权力操演在物质性的时空之中，无论这种时空是公司总部，某个大学或者家庭；战术性的偷袭则相反，它利用地点和时间，在宰制性的他者提供的范围内活动，权且利用(make do)不是它自己的东西，把他者的资源转变为己所用。La perruque 是一个法语词，其意是假发、伪装、窜改的身份等，德赛都用这个术语意指战术性的偷袭，弱者利用它对抗工作场所的权力，秘书在上班时间在公司的打字机上写自己的信，学生在学校的计算机上玩游戏而不是写数学作业，工人在上班时间用工具和废金属做点自己的东西。人民的创造性即是权且利用的艺术，就是在他们的地点(place)构造我们的空间(space)，那些资源通常是宰制性的他者提供的，因此铭刻着其权力。游击队员是秘密的战斗者，他们的力量是无法观察到的。假发的功能是隐藏，使之无法看见无法认知。在这里，德赛都的斗争隐喻达到其极限，因为至少在现代民主体制内，只有相当少的权力是压制性的，虽然压制的威胁一直存在着。 菲斯克也吸收了巴赫金的思想。巴赫金把视点集中在人民身体中的被官方压制的活力，而压制产生了迟钝的社会，最终这种社会必然死于自我萎缩。巴赫金认为，生命原则是自然的一部分，它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力量，它从泥土中产生进入人民的身体。高级社会层理试图远离泥土(the earth)，并以社会秩序的名义压制它，其身体因此也就远离自然生命。对大众力量的压制是社会控制自然的方式，其危险在于，控制它可能是扼杀它，而扼杀它则意味着自杀。 福柯不断地提醒我们，规训在现代社会必然是生产性的，但我们感到，福柯对规训力量的反人类性是持批判态度的。德赛都也把人民的而非权力集团的生命定位在接近自然。大众的权且利用的艺术指的是，人民尽可能地把疏离的环境转变为对自己有利的(如动物那样)，去适应环境，避免危险，开发环境的有利方面，在他们无法控制的环境中构造在地。但是，这些理论家虽然都担心人民的反规训的生命力量被扼杀，但他们都没有对人民的力量予以分析和理论化，而菲斯克则系统地论述了抵抗性的在地权力。菲斯克把抵抗定义为人民去控制其即刻的当下条件的欲望。帝国权力是微观的也是宏观的，是普遍化的独断性的，而抵抗权力是防御性的在地化的，其目标不过是获得一个相对安全的满意的愉悦的存在。它采取多样化的形式，因为为了生存去适应物质的社会的历史的条件是多样化的。它是宽容而非独断的，它允许其他形式的权力存在着，如果它们没有侵犯他们有限的在地的话。这种权力观能够有效地解释无家可归者在看电影《虎胆龙威》时对里面的CEO之死的欢呼，而巴赫金和德赛都把这些抵抗行为根植于自然就否定了他们的社会性和系统性，福柯把抵抗解释为权力的前提条件和产物就否定了这些人的能动性。在地权力从来不是独立于帝国权力的，但它也从来不是完全为其所包围。伸张在地权力的行动者(agents)确实带来了他们自己的东西，黑人的即兴表演产生于白人权力和黑人在地的交叉点，它不仅是白人压制和社会结构的产物，也是黑人通过迂回的、曲折的、创造性的战术在权力集团之外历史性地获得的。黑人表演的最重要的地方不是其对白人规训的抵抗，而是其在地权力的持续性，权力集团对此无法控制，它是黑人主体性的操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