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C913.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1398(2013)04-0100-08 一 研究问题提出 2012年7月29日，香港发生反国民教育大游行，其规模声势之大，震惊朝野。此次游行缘起于2012年4月，当时港府教育局提出，从当年9月份起，在中小学尝试开设“德育及国民教育科”，试验期为三年，及至7月份，官方提出，参考教材(课程指引)拟用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国民教育服务中心出版的《中国模式—国情专题教学手册》，不过，由于缺失广泛咨询导致教材本身的不足、考核方式的不足(如国情部分要求校方以问卷方式对中小学生爱国程度加以评估)、部分港媒的渲染②，以及香港某些特定政治氛围(如9月9日立法会选举)，终而使得这一事件被迅速炒作、绑架成内地对香港实施“洗脑”的恶作剧典范，从而在香港社会掀起轩然大波，纷扰不宁。尽管在这期间，新特首也明示应遵行“校本原则”并可以延长推展时间表，但在以上特定情势综合作用之下，香港国民教育存废之争染有推挤香港社会沦入“去中国化”泥淖之色彩，尤其在香港年青一代心目中，中国字眼和形象有被妖魔化的危险，在这种畸形氛围下，“国民教育”也成为背负着沉重包袱的代名词[1]。 这样一来，本文研究的问题也即浮现出来③，即经由香港国民教育争议处置这一个案尝试去分析内地与香港对这一议题认知的关键性分歧在于何处?内地与香港对于国民教育需要什么样的共识?香港国民教育未来要向何处去以及香港国民教育如何才能够更有效开展? 二 香港国民教育的争议与分歧 如前所言，壬辰以来，香港因拟开设“国民教育科”事宜引发不少争议，甚至还出现了大规模游行抗争事件。纵观此次社会抗争脉络，可以发现，个中已经浮现出一些社会问题新迹象，兼及此期间内的其它社会运动事件，整个香港的2012夏季大有如沸如羹之势，而透视此次香港社会反国民教育事件经络也可以见到，在中央和地方层面，内地与香港相互之间依旧存在着相当的“误读”，双方均需要正视问题所在，以便于携手并克难关，尤其是在“国家和社会”共治理念方面(具体而微，实际上就是“一国两制”框架之下内地与香港这对特殊中央地方关系)亟待达成价值认知新共识。关于笔者这一假设性判断，可以从社会学结构功能主义某些视角得以启示，这是因为，一切观念都具有社会相对性，都可以被看作为社会(规则)的产物，都可以溯及到特定社会性的源起及其之后的社会性应用[2]167。“制约的内涵与人的行动的具体情境性所产生的使动性特征一样，都具有历史可变性。所谓可变，不仅取决于活动的物质环境和制度背景，还取决于行动者对这些背景所拥有的认知能力的具体形式”[3]283。 以下为笔者在文献资料查阅、参与观察以及访谈基础之上的一些发现： (一)来自香港社会的认知“误读” 从香港社会方面去观察，首先，所谓“Party-State”是香港社会对内地所持有的一种较为普遍性的“标签化”认知，这一点也常为香港社会所诟责发难，例如“中共是party-state，不可能有真正的国民教育”[4]；爱党爱国的德育及国民教育指引只是为了缓解香港民众对现政权的不满，只是为了转移“内部矛盾”，我们已经没有了香港前途的希望(访谈记录MG，20120616)；港府适时抛出国民教育科仅仅是为舒缓中共狭隘的管治危机，完全不顾虑我们香港居民的利益，我们必须抗争，因为这涉及香港居民能否真正自治(访谈记录GF，20120806)等一类偏见性认知在香港即颇有受众市场。不过，关于这个问题，倘若换个角度去观察，从一国历史发展的阶段性去理解，可以发现，受制于中国千年大一统帝制传统(如皇权至上和中央集权)所造就的“路径依赖”特性，在未来相当长时间内，只要“党”和“国”之间能够建立起一种相对均衡的权力制约机制，如可以渐进建立起一种类似于帝制时代“皇权”与“相权”之间的均衡性张力机制④，则目前此种所谓“党国一体”的中央集权制对其自身政权合法性并不会造成太大负面消极影响，相反，由于其具有的历史传承延续性⑤，更符合中国在特定历史时期之内的发展分阶特质，因而在一个较长时间内，这种所谓“Party-State”机制应该能够更好地整合里外各类资源，从而推进国家各项事业的发展进步。关于中国国家发展分阶论这一历史认知，即便是对国民教育持以完全否定的香港本土人士也不能不有所承认：就现阶段而言，中国和中共是分不开的，即便是硬性分开那也是不现实的，想做到完全爱国而不爱党的确很令人纠结(访谈记录ZW，20120615)；我们都知道中国本质上就是一个“party-state”先“party”后“state”啊，国际上都是这么认为的，但这个国家这么大，一时也找不到更好的途径去改变它啊，毕竟历史上中国就一直是集权国家(访谈记录WB，20120805)；共产党在这个国家确实做了很多不该做的事，不过也不能不承认它所带来的巨大进步，这一点还是很明显的，当然其中的成本代价也很巨大(访谈记录LY，20120805)。 其次，从有关资料去辨析，在一定程度上，部分港人辱共、恐共、拒共的背后与内地这十余年来社会治理不彰(如制假售假泛滥)存在着一定关联性。远而言之，在某种意义上，不能不认识到，改革开放30多年，尽管内地已经取得巨大经济成绩，但同时也衍生出诸多较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且这些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因内地自身内部原因而造就，况且部分既得利益集团日益保守固化，不断干预经济社会政策的制定与执行，这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影响到内地社会正常的上向发展，社会流动日趋出现凝滞化态势，从而为香港社会刻板化认知内地提供了不少素材。例如，在当下香港，假若内地居民与当地港人闲聊，一提到中国字样，很多港人心目中浮现的往往都是赵连海、毒奶粉、形色各异的贪污事件等负面认知，并浮现出与“中国人”划界之趋势(不少香港居民的一个口头禅是“我们香港人，你们中国人”)。⑥香港民众普遍担心，正在内地发生的那些林林总总的“特色”事件会不会也陆续发生在香港。的确，在一定意义上，内地近年来陆续发生的系列违背社会公德、破坏社会秩序等偏常行为(deviance)在香港公众中所引发的不满乃至愤怒，表明社会成员个体与普遍意义上的社会之间存在着一种非理性的、与自我利益无涉的从属关系，这是因为，如果单单从个体角度而言，那些事件是与其自身利益没有什么多大利害关系，实际上，这类事件更多是象征性的，在这些事件中，被触犯的不仅仅是具体的被伤害者(个体利益)，而是集体良知本身[2]128。譬如，香港国民教育在遭遇污名化之后，其后果就是被与思想“洗脑”划为等号，很多香港民众倾向于全盘否认香港开展国民教育之价值意义，不过，这种泼洗澡水时连同孩子一起倒掉的做法未免过于不合时宜。这是因为，批评执政党及其政府的不足并不是真实的目的归宿，真正的目的应落脚于理性地提出建设性变革意见与方案，在政策的研究和落实检验方面推进中国社会改革良性有序地开展。这也是因为，“了解国情就如学习加减乘除，是基本知识，推行国民教育从来就不应该是北京强加给特区政府的‘政治任务’”[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