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310(2013)－10－0086－07 一 引言 1993－1994年间，季羡林先生发表一组文章，对天人合一作了“新解”。大意说，西方哲学的思维模式是分析式的，故以自然为敌，所以天人对立；东方则是综合式的，故以自然为友，所以天人合一。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西方不亮东方亮。方今之时，环境危机有目共睹，西方已经没落，人类希望在东方。以前之“拿来主义”就不对，我们现在应当是“送去主义”。① 季老先生之登高一呼，学界是否应者云集，不得而知。但有一点绝对可以肯定，老先生因其高论俨然成为东方文化或中国文化的一面旗帜。蹊跷之处在于，我们的文化比较，难道最终就是为了证明中国文化之高明？为什么从事文化比较之初，允诺要摆脱文化优劣论的圈套，要等量齐观平心若镜，但最终得出的却是文化优劣论的结论？ 假如我们翻阅一下国内林林总总的《中国文化概论》之类的书籍、或者再费点气力，翻检一下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就会发现季老先生的“新解”一点也不“新”，甚至很“旧”了。既然结论如此陈旧，论者为何还以为“新”？既然中西文化比较之结论如此单调，为什么中国学人一个世纪以来乐此不疲？中西文化比较之背后，有着怎样的思维陷阱，以至于我们深陷其中而不自知？ 二 中西对立 凡“谈东说西”之人，都给我们留下这样一个印象，即世界除了西方以外就是东方。这个西方是秉承希腊的西方还是秉承希伯来的西方，抑或二者兼而有之，这都因人而异。不因人而异的是，这个东方一般都是或主要是指中国。当然，比较研究者也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其他文化存在，但好像都甚无足观。这是上世纪90年代我国学者的断言： 按照全世界人类文化以往的成绩而论，现在文化便只有西方欧洲文化和东方中国文化两大系列，源远流长，成为人类文化的两大主干。[1] 中西美学是最为古老、最具特色而至今仍最有影响和活力的两大思想体系。[2] 我们且让历史后退50年，回到民国时期，钱穆先生笔下也有几乎一模一样的话： 若照全世界人类文化以往成绩而论，便只有西方欧洲文化和东方中国文化两大系列，算得源远流长，直到现在，成为人类文化的两大主干。[3] 再向前追溯50年，回到晚清，看看“开眼看世界”的启蒙先驱如何看待中西： 黄白智，红黑愚；黄白主，红黑奴；黄白萃，红黑散。(唐才常《各国种类考》) 于全世界之中，银色之人种横绝地球，而金色之人种尤居多数，是黄白二物据有全世界。(康有为《大同书》) 彼夫印度之不昌，限于种也。凡黑色、红色、棕色之种人，其血管中之微生物，与其脑之角度，皆视白人相去悬殊。惟黄之与白，殆不甚远。故白人所能之事，黄人无不能者。日本之规肖西法，其明效也。日本之种，本出于我国。(梁启超《论中国之将强》) 撇开有些语句中的种族歧视因素不论，姑且假定种族歧视是白种人的事。横跨百年的这些语句的共同主题是：只有中西才处于同一个重量级，其余均不足挂齿。这类文字极易令人想起“青梅煮酒论英雄”这出戏中，曹操对刘备所说的那句话：“天下英雄，唯明公与操耳。”差别只在于，这句话现在不是“曹操”说的，而是“刘备”说的。 《三国演义》没有写当年孙权、袁绍等人听到曹操的话是怎么个反应，当然我们更无从知道，假如此语出自刘备之口会如何。但完全可以确定的是，假如印度、拉美、伊斯兰等世界听了我们的这种说法，心里会很不舒服，如果我们会设身处地为他们想。 “比较的规模决定着比较的性质，当然也决定着比较的结果。”[4]文化人类学告诉我们，人类有一个根深蒂固的思维习惯，就是二元对立(dichotomy)。②假如我们认定只有中西之间才值得比较，那么，得出中国如此西方如彼之类的结论就是极其自然而然之事了。再加上1840年以来的历史扰攘，我们以中西对立之思维模式来从事文化比较，就基本成了定局。 我们的文化比较基本上都是“中西对立”这个模子套出来的。我们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如此西方如彼，因为我们的思维模式认定，中国如此西方必定如彼。③如有学者在对史前社会研究之后，提出了以下两个命题：1.史前中国人的食物以植物为主，而西方人则以肉食为主。所以中国人对自然是亲和的态度，而西方人则与自然对立；2.欧洲人偏重于用左脑进行思维，中国人偏重于用大脑两半球的平衡作用进行思维。故欧洲科学发达，中国审美发达；西方人在思维方式和心理性格上有一种男性倾向，中国人则有一定的女性偏向。[5] “一阴一阳之谓道”，中西在这个概括中恰好占据了阴阳两极。我们无法知道其他文化地域在“植食”与“肉食”、“女性”与“男性”这样的二元对立中又处于一个怎样的位置？当然更无法知道，“植食”和“肉食”和性格有什么关系，也许对于狼和羊来说是如此吧。这个例子也许可以提醒我们注意，中西对立的思维模式会带领我们走多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