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3180(2013)03-154-11 一、引言：遗产保护 非物质遗产在文化财产保护领域是一个相对较新的概念，是相关国际法回应对地方传统文化与文化消失的担忧的产物。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简称UNESCO)正式通过了《维护非物质遗产公约》，旨在确立一套国际手段来缓解全球化对传统文化的影响。起用该公约的根本原因在于世界范围的文化多元性——体现于独特的语言、节日仪式以及口头传统——正受到生活快节奏、经济技术进步以及城市文化发展的威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作为世界遗产的“看护者”，在道德与道义上都有责任保护那些脆弱而濒临消失的文化遗产。 2003年公约的正式通过是20世纪遗产认定工作漫长过程中的高潮。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起，纪念文物、考古遗址及其他代表国家和地域历史的物质遗存成了国际瞩目的焦点和教科文组织工作的重中之重。在1954年的《关于发生武装冲突时保护文化财产的公约》、1970年的《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及转移文化财产所有权手段公约》和1972年的《世界遗产公约》等法律框架的背后暗含着对遗产消失的忧惧。国际和国内战争冲突、非法牟利行为以及不加约束的开发构成了世界文化遗产的主要威胁。当然，与之相伴的还有更深层的身份构建，因为历史遗址纪念文物、遗存都是强有力的历史和当下文化传承的实体表达[1]。这也是为何建立国家(19世纪由欧洲和北美开始继而扩散到全世界)要将认定和保护民族文化遗产囊括在内的原因。战争、非法买卖和其他全球性影响导致的遗产丧失往往被等同于国家或者文化身份的丧失，甚至被看作是对国家自尊和主权的打击[2]。对文化遗产的认定与保护被认为具有重要的国家意义。1972年《世界遗产公约》开始生效，声望极高的《世界遗产名录》被挤得越来越满，国际社会面临一个令人不安的现实：对世界遗产或人类文化遗产的定义遵照的是西方价值主导的科学与历史原真性的理念[3]，不能代表整个世界。正是由于这层原因，《世界遗产名录》上列出的大都是地处欧洲的考古遗址、大教堂和历史市镇中心。对占相当多数的教科文组织成员国来说，它们被《世界遗产名录》与《世界遗产公约》排除在外，这两个文件进一步强化了西方与非西方之间的差异，同时也隐含了那些纪念建筑与遗址不符合公约标准的国家是没有历史遗产的民族。 在这个背景下，我们就需要一个更具包容性的文化遗产定义。这个定义原则上不会向西方的重原真性与物质性的标准倾斜，而是包含更为微妙的人身代际传承过程。20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与韩国在保护民间传统与文化习俗方面所做的努力是标准制定的重要依据。到20世纪90年代初，人类文化遗产不仅体现在纪念建筑、遗址和代表过去的物质遗留(正如《世界遗产名录》所暗示的那样)上，同时也包括多种多样、代代相传的口头传统、仪式和习俗的观念已经得到了官方的认同。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教科文组织制定了一套基于社会科学方法论体系的遗产保护行动新方案，体系学科涵盖了人类学、语言学、民族音乐学和民俗研究等。 与过去的公约类似，对遗产消失的担忧同样成为非物质遗产叙述的关键词。不同的是，威胁是抽象的，如全球化、传统生活方式的抛却等，而非具象的战事或非法贸易。非物质遗产成了一系列无法被固定为静态形式并不断受到现代文明冲击的前现代传统习俗，人们很容易联想到在20世纪初西方现代化开始后那些针对消失中的人种残迹做了很多收集记录的人类学家。尽管这些看法已被当代人类学的反思性转向所驳斥，六七十年代也出现过原住民文化复兴，但教科文组织非物质遗产的理论基础本质上仍然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垂死传统与强势现代性冲突的保护主义话语。 本文的目标就是将这种似乎在非遗领域已占支配地位的文化保存与消亡威胁的话语问题化，希望为围绕文化变迁的批评论述探索一套不同的讨论方式。文章主要试图论证的是，从保存与消亡的角度审视非遗会限制我们从文化遗产理解当代身份认同复杂性的可能空间。文章进一步检视了巴黎的凯布朗利博物馆和新西兰国家博物馆(蒂帕帕博物馆)这两个呈现古今原住民文化的空间。 近几十年来学界的博物馆研究为我们观察身份建构和文化表述等问题提供一个很好的批评角度。凯布朗利和蒂帕帕博物馆分别代表了两个纠缠于不同过去的社会政治现实，一个关乎法国，一个则是新西兰的奥特亚罗瓦。然而两个机构都在通过宣传提高大众对原住民本土性的理解，并且都承担着保存并展示两个群落的遗产(物质的和越来越多非物质的)的使命：对蒂帕帕来说是Tangata Whenua(“土地的民族”，也就是毛利的原住民民族)和Tangata Tiriti［“怀唐伊条约(由英国国王的代表与数位毛利酋长在1840年签订的新西兰建国文件)的民族”，即后来的殖民者］两个民族；对凯布朗利来说是难以定义的整个“世界文化”。本文通过将围绕文化保护与变迁的讨论置于对这两个博物馆的考察之中，从而探讨两个独特的民族遗产机构是如何建构本土性和原真性观念，以回应遗产保护的全球化叙事的。文章的后半部分将讨论延伸至“比较博物馆学”，深入到两个看似迥异的公共空间的展示性和施事性叙事[4]，研究当前跨文化传播与全球性流动背景下的身份协商。如果说凯布朗利代表的博物馆实践深植于法国殖民历史以及西方对自我与他者的认知方式[5]，蒂帕帕博物馆原住民与后来殖民者的二元文化原则和平等伙伴关系话语则出自20世纪末兼容并包的后殖民博物馆学领域。因此对这两个历史和地理上都相距甚远的博物馆构建和表现原住民身份的方式进行思考，不仅有助于深入检视全球性遗产概念是如何落实到具体的遗产与博物馆工作之中，也能为思考西方与“二元文化”或原住民展品模型的分界线提供线索[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