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法文化刍议 冯天瑜（武汉大学）/《中原文化研究》，2013.6.33~38 在中华宗法系统里，“法祖”是宗法伦理的核心。法祖观念的原型是生殖崇拜，逐渐演化出对“古训”的崇尚，而对传统的尊重在保持中国文化延续力的同时，又造成向后看的积习和因循守成的倾向。敬祖观念推演出的一个重要伦理范畴是“孝”，忠君、敬长、从兄、尊上等都是孝道的分泌物，“以孝事君则忠”，“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点明了宗法伦理的个中精义，而齐家与治国皆统合在宗法伦理之内。中国重人文历史传统的强劲与久远，可以归因于“慎终追远”的民族性格，以及力图从先例中发现生活规则的社会心理，因植根于相对稳定的农业—宗法社会土壤之中，更增进了其坚韧性与延续力。宗法社会选择的文化主流是德治主义的仁政王道学说，充满了血缘亲情的哲理；德治主义体现在学术文化领域，便是道德论与本体论、认识论、知识论的互摄互涵，畛域不清；而德治主义范式是人伦效法自然。重“求善”的德性文化决定了“治道”的要津不在“法”治而在“人”治，中国人所推崇的文化英雄都是智者与贤人的整合，是智、仁、勇的统一体，而从此种“大智慧”的视角可以逼近中华智慧的真髓。 大众叙事媒介构建国家形象:从特征、论证到文化逻辑 陈林侠（暨南大学）/《中州学刊》，2013.10.84~90 国际关系与政治、传播学等学科中的国家形象，所研究的大众媒介仅仅是传播现实信息的新闻媒体，忽视了对大众叙事媒介的考察。为此，本文提出的“大众叙事媒介”，是指借助大众传播技术，以虚构的叙事形态出现并希望唤起某种预期传播理念的大众媒介，如广播剧、电影、电视剧、网络剧、微电影等叙事文类，一方面因发达的现代媒介技术、具有强大的传播力而属于大众媒介范畴，另一方面，又因虚构的信息、完整的故事以及具有感染力的叙事效果，带有较强的人文精神内涵。大众叙事媒介所呈现的国家形象及其构建特征自然与新闻媒介有所不同。更重要的是，这一媒介始终处于跨文化传播与文化消费的双重语境，之所以是跨文化传播，是因为国家形象从产生到建构目的，都离不开他者凝视的国际维度; 之所以是文化消费，就在于大众叙事媒介始终以娱乐休闲面貌出现，融入到人们的日常消费活动中。双重语境的特殊性使得大众叙事媒介的国家形象建构与传播出现根本不同于新闻媒体的情况，亟待我们研究。 当代新青年“新文化”的结构与走势 ——兼论亚文化与反文化研究的本土适用性 刘悦笛、刘陶(中国社会科学院)/《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3.6.38~42 当代“新青年文化”的基本格局就是这样:它们首先从当代中国整体文化的“五分天下”之中独立出来，而后其内部又出现了分化的趋势，出现了“三分天下”的局面，形成“圣文化”、“俗文化”与“游文化”构成的金三角，而“超文化”则对这个三角结构形成了包围之势。从当今中国“新青年”文化的格局来看，文化的“四方”的命运是不同的。“圣文化”与“游文化”的命运堪忧，而“超文化”与“俗文化”仍大行天下。“圣文化”的地位实际上是越来越低了，它遭到了成年的精英文化的压制，只能通过市场的力量来挣回自己的权力，以此来对抗前者。相形之下，“俗文化”的“软实力”则越来越强。只要有新一代青年迅速成长起来，文化的低俗走向就不会改变，但它总是被主流文化与政治文化所打压，由主流发动的“反三俗”( 庸俗、低俗、媚俗) 运动就是明证。“游文化”的命运类似于“圣文化”，它既不能从经典的“叛逆文化”的影子当中摆脱出来，更逃不脱市场利益与金钱诱惑的羁绊。比较而言，新青年“超文化”的命运无疑是最好的，因为它成功地利用了市场的优势，也已经强大到不被其他强势文化所排挤的地步。然而，这种“超文化”一旦长成便不是被市场利用就是被主流所整合。如此看来，“新青年文化”继续裂变下去的局面是难以避免的。不同文化之间的距离在逐渐拉大，不同文化的内部也在逐步分化。这恐怕是大势所趋，而且无可厚非。原因在于“商品生产新模式遇到灵活性和多媒体的广泛应用，支持着微型共同体与分裂的小众文化。然而，一种相互平衡的格局还是必需的，无论是“俗文化”甚嚣尘上，还是“超文化”包打天下，那都将带来整个“新青年文化”的失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