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60X(2013)05-0182-09 “内卷化”作为一个具有跨学科影响力的学术概念,经过人类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文化哲学等多学科领域学者的运用,已成为一种很重要的理论范式、分析视角与分析工具,被国外学者们用于“非进化”的各种城市乡村社会研究。 就中国来说,自从黄宗智、杜赞奇用“内卷化”来解释中国历史的经济与政治现象后,该概念也成为一个对中国社会文化极具解释力的概念。通过对“中国知网”的期刊论文检索,可以看到用“内卷化”来分析中国社会方方面面的研究近年来明显上升①。排除一些其他因素的可能影响②,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视为一种信号:改革开放30年后,中国社会又开始出现内卷化的态势。如果是,那么,拉扯制约而让我们这棵文化巨树枝干缠绕“内卷”的因素何在?约瑟夫·熊彼特曾指出,能支配社会历史长期面貌的,“关系到一些更加深刻的力量”[1](P33),那么,这些更加深刻本质的力量是什么?在社会呼吁创新发展的今天,对“内卷化”的生成因素进行深入剖析显得尤为迫切。 本文试图在整理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呈现并剖析“内卷化”从宏观到微观的脉络纹理与特点,进而审视我国市场化发展中的内卷化问题及其深层的文化心理机制。 一、内卷化概念与理论 内卷化(involution,也译为“过密化”),本义为“缠绕、内旋”。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首先使用involutionstheorie这一概念③,邓晓芒译为“退行论”④。康德将存在物的衍生方式分为两种:一种是离析出来的,一种是产生出来的;前者叫做“个体的预成学说”,后者也可以称之为“种类的预成学说”,因其形式被潜在预先形成,亦可叫“套入理论”或“原形先蕴说”[2](P277-278)。在康德这里,“退行”是与“进化”相对的一种事物演进方式。 颇为有趣的是,现代英语中表达事物运动状态的有一组以“-volution”为后缀的单词[3](P287),其中主要的4个被学者用来表示人类社会(文化)变迁的4种模式:revolution(革命),evolution(演进、进化),devolution(衰退),involution(内卷)[4]。其中,革命是一种突然间断的变化具有非同寻常的影响;进化是一种连续增进的过程;衰退是一种堕落恶化;内卷则是事物内部一种细致、固守、停滞的变化过程[5](P242)。 将“内卷化”这一概念纳入学术术语的是美国人类学家戈登威泽(Alexander Goldenweiser),他用该概念来指社会或文化形式在某一发展阶段达到一种确定的形式后,难以突破或转化,只有通过使内部更加的复杂化而继续下去[6](P99-104)。 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从戈登威泽那里借来该词并用“经济/农业内卷化”(Agricultural Involution)来概括印度尼西亚爪哇社会的水稻生产。他观察到爪哇农民在人口压力下不断增加水稻种植过程中的劳动投入,但劳动的超密集投入并未带来产出的成比例增长,而是出现了单位劳动边际报酬的递减。爪哇农业几百年停滞不前[7]。格尔茨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引起了持续30余年的多个国家学者的学术争论[8]。他使“内卷化”成为“社会科学教材中的一个标准概念”,被广泛地应用于不同的“非进化的”(non-evolutionary)或“非革命的”(non-revolutionary)的城市与乡村社会研究。在这些研究中,与“内卷”如影随形的是“共同贫困”(shared poverty)一词[9]。 将“内卷化”这一概念工具用于中国社会的分析始于黄宗智(Philip Huang)。在《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10]与《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11]两本关于中国农村经济的书中,他指出,过去的几个世纪中国农村存在着农业内卷化(即劳动密集化带来的单个劳动日报酬递减与没有发展的增长),近世以来还存在着“过密型商品化”。在为中外纺织厂生产棉花和蚕茧的家庭副业中,大批被排斥于劳动市场之外的劳动力,只要净收入大于零,他们可以远低于市场报酬的劳动力承受高度的劳动密集化。这正是自明代中期以来农民小生产不仅没有向大生产转化,相反原有的大生产却被农民小生产取代的原因。伴随着国际资本主义而来的商品化与市场经济不仅没有削弱小农的家庭生产,而是加强了它,使小农经济进一步过密化,农村经济仍然沿循着家庭化和过密化生产的道路,并成为抵制现代工业的小手工业生产的基础。因此,中国的传统农业经济缺乏由自身的变化而形成一种在本质上变化的能力。 黄宗智的观点对“中国传统社会为什么没有走向资本主义”提供了一种解释。其著作在汉学家及华人学者中旋即掀起了一场学术争鸣。论争双方的分歧之处既有不同的史实,也有对同一历史现象的不同理解,最终也没有形成共识[11]。黄近年的文章进一步指出,经过了近30年的工业发展及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农业过密的现实,大量劳动力转移之后,农业仍然过密,并且连带产生了更广泛的三农危机[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