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尚思潮：从身份追逐到身体生产

       自时尚学(fashion-ology)议题拟置时尚概念起，直到我们当前所处的时代，时尚文化已然成为人类生存的重要文化形态，已然成为富有冲击力、诱惑力乃至解构力的基础性日常生活现场。其中所经历的褒贬争议与冷暖兴衰，足以演绎出枝蔓纠结且体系繁杂的观念史知识谱系，而对这一知识谱系的梳理和重审，将为有效把握现代社会乃至后现代社会的发生发展，提供另外一种知识维度。

       尽管时尚心理、时尚情感、时尚制度、时尚观念以及时尚生产等，已经实现了对当代社会日常境域的大面积覆盖，已经影响甚至迫使大众群体程度不同地接受非理性文化逻辑，并且不得不屈服于高调出场的非正典姿态，但人与时尚抑或社会与时尚的基本生存关系及其相应的价值权重，却并未获得公共知识域的深度关注与学理追问，当然也就更谈不上全面而深刻的事态评估与逻辑理路。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勾勒时尚思潮①从身份追逐到身体生产的历史转换脉络，并讨论历史转换所涉及的某些相关意义事件或因果真相，就不仅具有准入条件合法性，而且具有入场对话诱惑性，只不过关键在于所议与命题真值的匹配效果能否链接，甚至只不过在于这种诱惑能否达到鲍德里亚所说的“正因为很难想象真理的赤裸，人们或许更希望揭去真理的外衣”②。

       具有所议边际限制的“时尚思潮”，其起源既有历史起点亦有逻辑起点，作为事态发生或者更深刻意义上存在的存在性还原条件，它们为人类社会凸显出新的意义拓值，由此带来经验层面的新兴日常生活现场，并且呈现为激变性的世俗文化景观。

       就历史起点而言，时尚学家或对时尚思潮起源进行描述(如“时尚并不属于所有历史时代或者一切文明形态，它在历史上有其可识别的起始点。时尚是现代文明的显著标识符号”③)，或对其词源学进行追问(如“最早出现于1482年。该语词源起于单词‘modus’，英语中意指‘manner’，或者法语中意指‘manière’。英语中的‘fashion’概念，就词源学而言最早来源于拉丁词汇‘facio’或者‘fatio’，有‘制造’和‘从事’的意味。而在古代法语中，它成为‘fazon’，并进二步成为中古法语的‘’，再后来则为法语的‘’以及‘’，延伸出中古英语单词‘fashion’……到1489年，‘时尚’具有当代使用的内涵”④)，无不是将命题指涉严格限定在封建专制末期向自由资本主义萌芽转型的特定历史节点，进而也就是将时尚起源看作现代性发生的同步事态，极端者则在西方中心主义思维定势中，狭隘地评估为以巴黎为中心的某种西方文化思潮发生史。处在极端知识倾向背景下，此前人类生存中的时尚性经验或者其他族群的时尚生活经历，也就在极为严格的时尚命题知识建构中，被排除在“时尚”范畴的设定逻辑框架之外，至多可以被表述为“时尚性文化风尚”或者“泛时尚化异质性类同”，因而也就分存于完全不同的知识叙事场域，并且因分存的必要而确立所指历史起点的合法性。因此，要想在汉语范围内厘清命题边界，最大限度地排除跨文化讨论中必然存在的“歧义”与“误读”，必须先行对诸如“时尚意识”、“时尚经验”、“时尚史”甚至“民族时尚志”等概念有清晰意义定位和明确议题悬置，否则所谓“时尚思潮”或者更严格表述的“现代时尚文化思潮”的历史起点之议，也就难以进行在场知识商谈。基于此，时尚学知识视野中的时尚思潮，其历史起点就定位于社会历史时间刻度中。15世纪末这一时间节点的参照物就是现代性的萌芽。

       就逻辑起点而言，时尚思潮的意义发生前提，在于中世纪封建专制没落与现代资本主义崛起之间的社会博弈关系，以及后者取代前者的必然性。其中的因果转折节点，则在于现代性孕育滋生，在于作为强大社会后果的公共社会结构理念和民主价值诉求目标，在于政治考量的“时尚及其外貌在差异政治中扮演着关键角色”⑤，或者阶级状况变化分析的“中产阶级富有以及‘令人艳羡的消费’，被看作排异的介质——与其他群体的去认同。与此相反，工人阶级富有则被看作模仿工具——与其他群体的认同”⑥。在特权具有无条件优先性却又遭遇挑战的社会结构形态里，无论是传统贵族阶级受到新兴资产阶级的挑战，还是新兴资产阶级受到同时兴起且势力更加强大的工人阶级的挑战，都必然导致身份政治领域的特权诉求，其中必然包括强烈的文化诉求，而时尚思潮就成为这一诉求的逻辑结果，并反过来以符号景观确证逻辑前提的存在。在这个问题上，社会学家过于表象地强调诸如“滴落”(trickle-down)、“溅飞”(trickle-up)或者“漫溢”(trickle-out)助推时尚思潮的激活效应，而实际上在所有这类命题后面，是社会内在结构分层性裂变、叠合性裂变以及替代性裂变等价值博弈的显形。在前提条件的价值博弈与社会显形框架力学结构里，其中一个向度就延展为精神现象世界中的符号形态变化、集体无意识转向和隐喻性人格保卫战。所以，从纯粹逻辑知识角度进行追问，则从前人类精神意识史和社会生活史中意义遍撒的诸如“时尚意识”、“时尚经验”、“时尚民族变化特征”或者“时尚个体人格”等，之所以能够突破一系列时空边界和价值牢笼，汇聚为势不可挡的时尚思潮，恰恰就在于“传统—现代”博弈现场的替代趋势和叠合问题空间，就在于诸如“此类审美进展的背景乃是急剧变化中的社会。关于身份、君主立宪制以及人的自由权利等新的观念正在发生，在那些年代里，其进程得风气之先于‘英国革命’并且激活着法国对应事态”⑦，“虽然贵族群体在军事职业和生活方式上具有共同特点，但这个事实上的、后来又在法律上加以规定的群体，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一个平等的群体。他们之间存在着财富、权利以及由此产生声望上的巨大差异，由此形成一个等级体系，这种等级体系起初为人们默认，后来通过习俗或法规得到肯定”⑧，“对于食物、酒、麻醉品、住所、劳务、衣着、装饰品、武器及其设备、娱乐品、符箓或者神像等等，他都是任情消费的，是挑最好的消费的……使用这些更加精美的物品既然是富裕的证明，这种消费行为就成为光荣的行为；相反地，不能按照适当的数量和适当的品质来进行消费，意味着屈服和卑贱”⑨。这种前所未有的遭遇，使贵族阶级既惶恐颤栗又不甘心大势将去，而同样微妙的是，新兴资产阶级在面对贵族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际更加显示出双重的不自信，并将这种结构性矛盾企图通过财富优先性与消费非节制性来予以社会均衡与心理化解。至于工人阶级大众，则更在非自觉状态以模仿姿态试图建构自己的文化身份，于是时尚思潮也就不期然而然地在颤栗、惶恐、企图以及被动性模仿等一系列内在精神要素的合力作用下，促成其由弱及强的文化涌动，直至今日，“其发展使得时装打扮不仅不是一种隔膜，而且是无需内在权力资源的能量均衡积极保障”⑩。社会结构变化促成文化身份重新洗牌，文化身份重新洗牌驱动时尚思潮的勃兴，勃兴后的时尚思潮逐渐演绎出现代社会左右日常生存经验的特有文化符号方式，这就是事态的逻辑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