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对象观看我们：每一件事物上都生长着眼睛。(詹姆斯·埃尔金斯)① 图画想要的，不是被解释，被解码，被崇拜，被打碎，被揭露，或者被观看者神秘化……在最终的情况下图画需要的……是仅仅被询问什么是它们想要的。(W.J.T.米切尔)② 艺术的对象也拥有主体性，在与制造它的艺术家相区别的能动性的意义上——一种迫使观看者以某些方式作出回应的能动性。(迈克尔·安·霍利)③ 近来我开始对文化研究和批评理论中社会因素接近消失的倾向感兴趣。这可能只不过是出于顽固不化的人道主义者的焦虑，对她而言，后人类的观念，客体能动性的陈述，以及人类行为的神经和认知方面的发现是迈得有点儿过远了，多了一步(或几步)的距离。可是我认为这种不安是值得探究的，而且尽力让过于匆忙地抛弃文化和社会学理论的完整性的倾向在这样的研究中引起某种关注。在本文中我将考虑的事情之一是：为什么这些针对传统方法和理论的挑战是必需的(也是有价值的)——即什么是文化理论已有的限度，为何学者们已经转向不同的方法。我在这里讨论的发展趋势可能看上去是迥然相异的：“情感”的转向；现象学(和后现象学)的回归；社会学和科学研究中的行动者网络理论；后人类理论(人类/动物，人类/自然，人类/技术)；物质文化理论；对客体能动性的强调；在人文和社会科学中神经科学的转向；对“在场”作为无中介的相遇的坚持(举例来说，与艺术作品的相遇——参看甘布莱希特)④；置于显著位置的体现自然本性的任何行动(即使像阅读这样最具“知识分子”特色的实践——参看利塔⑤)。这种研究实际上是兼收并蓄的。但是也有不断的重叠和交叉——举个例子，在2009年2月曼彻斯特大学举行一次由ESRC基金中心组织的学术会议，目的是研究社会文化的变化，会议主题是“物质化的主体：在社会科学领域现象学和后—行动网络理论(Post-ANT)⑥状态下的客体”(三个论题已经包含在题目中，在此次学术论坛上也讨论了许多关于认知科学、神经科学和情感理论的话题)。致力于都市空间情感理论探索的奈杰尔·约翰·节俭，某次谈到认知科学的时候说，“游牧民”的观念是认识和生物政治学的体现(参看节俭⑦)。虽然无论是分是合，什么是这些新发展有共同之处的，什么是它们共同完成的，是一个或多或少极端的三重置换：人类与自然关系的分裂(和优先)，在人类(和社会)行动中理性和知性的优先；在社会和人文科学中分析方法的优先。所有这些现在以多样的方式成为疑问。成问题的是文化中的批判理论的地位——社会学的，解经学的，符号学的，阐释学的——这些在某些情形下无疑已被抛弃。虽然我不能在这里考虑每一种理论的发展，但是我想关注某些关键的主题，作为一种途径来确切理解说明我所看到的这一趋势的危险。 我着手这个问题是从艺术史学科开始(我自己更近的学科领域)。在2007年，我受邀参加在曼彻斯特举行的皇家人类学研究所的年度会议，作为对我研究的“图像力量”命题的回应的一部分。(相关系列论文受到伊丽莎白·爱德华兹、克里斯托弗·普瑞特平尼和克里斯托弗·赖特的支持⑧)。我很高兴受邀是因为这给了我对已开始全神关注的一个问题做出思考的机会——即提出了一种新颖的泛灵论思想。引证打开了这篇文章我想阐明的意思。它们是讨论图画对观看者“说话”这一增长趋势的例子，图画有它们自己的“力量”。大卫·弗里德伯格(1989)是首先着手此研究的学者之一。他的书《图像的力量》，讨论的关于图像(包括物品)的力量看上去是具有“原始的”社会性的观点也应该被当代西方社会所认识。 我已经努力反对当今仍然具有普遍性的观点(无论它是明确的或含蓄的)，即认为某些既是艺术又是艺术的接受者的特征是唯一受限于“原始”社会或非西方社会的……下述大量事实表明：在西方的行为种类如理性实证主义者喜欢描述为“非理性的”、“迷信的”或“原始的”这些词，只能用“魔性的”这个术语来解释。实际上，如果区分对象的长期标准能坍塌的话，我将会很高兴，这种对象的区别是指与那些认为对象是因“宗教”或“魔性的”力量的冲动而引出特殊反应者的观点，和那些认为对象具有纯粹“美学的”功能的观点的区别。我不相信这是一种可行的区分。实际上，在我看来我们现在应当准备将类似图像的泛灵论现象的证据从“魔性的”讨论中去除，也应当更诚实地面对这种现象告诉我们的关于图像自身的用处与功能的限度，包括对它们的反应的限度。(弗里德伯格⑨) 通过在大的范围讨论艺术作品，对象和实践(包括对图像的许愿、蜡像展览、审查制度和破坏偶像)，弗里德伯格证明在现代世界坚持图像的力量是与在泛灵论文化中一样活跃的。总的来说，他建议图像中正常的感情和心理投入在我们的文化中是被压抑和否定的，他的书除了其他事项外，是一种识别的请求，恢复合法性的请求，恢复艺术对情感(包括性)的回应。但是什么是这个所谓的“力量”，图像怎样来证明它？继续的建议在西非的部落庆典中和在我们自己最近的历史中的反对偶像崇拜和审查制度的实践中是有启发性的，这种西非部落的庆典用宗教仪式中的面具和祖先的精神联系在一起(参看他的一个例子⑩)，而这种实践明显是基于对图像可能具有的力量的恐惧。在认识这两件事上是没有问题的：一是我们和图像(像其他对象一样)的关系经常是有情感的和有感染力的关系；二是即使在先进的社会中，我们还是保留着一种观点，即在某种情况下图像(包括其他对象)是有力量的，因此也许需要被隐藏。但是因为相信某种意义上力量本身就存在于图像/对象，所以这并不是同样的事。当我们充分理解那种力量(社会的，文化的，也许还有政治的)是被赋予的，我们就能认识到图像的力量。弗里德伯格他自己更感兴趣的是在决定性的研究领域，挑战西方坚持的纯粹地将图像与知识的交换分离，而不是考虑图像力量的来源。虽然，偶尔会提及，值得记录的是，举个例子来说，“行为和反应的某些方面也许有用地被看作普遍的和跨文化的标示”意味着其他的原因，即相信美学具有超越社会性和偶然性的特征，一种在他最近的更多的关于神经科学与艺术的著作中产生的信念。(参看弗里德伯格和迦列赛(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