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马克思：文化也是社会存在 陆扬（复旦大学）/《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5.47~53 马克思著作中直接提到“文化”一词的地方并不是很多，但是留下了丰富的文化思想。在马克思的时代，文化概念正在走向独立自足的过程中:一方面，前面有从康德、赫尔德到黑格尔开始创建的文化哲学，日益偏向从精神层面来阐释文化; 另一方面， 19 世纪人类学把它看作人类社会发展特定阶段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总体特征，而与文明互释。马克思言及文化多在后一人类学意义上使用该词，反之对只注重精神世界的“文化史”颇有微词。文化以它丰富的物质生活的内涵，本身也是社会存在的一个组成部分。文化是上层建筑，同样也是基础结构，这应是马克思文化思想留给我们最意味深长的启示。 具体来说，首先，“文化”一语到马克思的时代，还没有完全发展成为一个独立自足的抽象概念，它的指意在感性的物质生活本义和抽象的精神生活引申义之间徘徊。这很大程度上应能说明马克思何以没有将它视为一个核心范畴，加以条分缕析的系统阐述，留下一个相对完整的文化理论体系。其次，所以不奇怪，马克思主要是在人类学的意义上，偶尔使用是时开始流行的“文化”一语，认同19 世纪人类学框架之中文化与文明的互释。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马克思的文化思想绝不拘泥于马克思在多大程度上使用了“文化”一词。虽然马克思没有留下系统完整的文化理论，但是后代举凡建构任何一种文化理论，马克思永远是一个里程碑式的基石。 马克思使用“文化”一语，将之互释“文明”，大都是兼顾了文化从最初的耕作、培育到精神教化，即从自然到心灵的意指过程; 而对于以宗教史和政治史为主体内容的历史上的一切抽象“文化史”的描述，是不以为然的。由此可以得出的结论是，马克思著作中的文化概念，作为人类学传统可以互释文明的社会发展特定阶段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总体特征，以它丰富的物质生活的内涵，它本身同样也是社会存在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是举足轻重的组成部分。文化是上层建筑，同样也是基础结构，这应是马克思文化思想留给我们最为意味深长的启示。 资源化与遗产化：当代民间文化的变迁趋势 徐赣丽（华东师范大学）、黄洁（广西师范大学）/《民俗研究》，2013.5.5~12 民间文化在当代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并因之获得了较前更加深入地参与社会进程的机遇，而反过来又促使其自身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在“非遗”的申请过程中，民间工艺和民俗活动等都发生了从社会文化的边缘到相对中心的位移；而在各地发展文化产业的过程中，各种具有地方特色的民俗传统也被挖掘出来，成为当地可资利用的资源。二者都使民间文化的地位局部或整体得到提升。 在旅游场域和公共政治场域交叉作用下，民间文化逐渐出现两大发展趋势：一是资源化，表现为顺应地方振兴和发展需求，民间文化不断被开发为文化资源。基层政府想方设法发掘现有民间传统和地方资源，发展民族特色文化产业，为地域经济建设服务；商家趁势进入，地方民众主动参与，各方力量以“民俗主义”的做法对地方特色民俗加以筛选和利用，极尽其适应之能事，以旅游开发最为典型，最终使民间文化从原生语境被抽离出来，经过新的生成、建构、延展和创新被资源化，成为可生产和复制的旅游景观。如广西龙胜县龙脊地区把稻作生产的资源——梯田和壮瑶风情开发为旅游产品。又如，北京“东岳庙会”的再生产，使传统手工艺成为地方特产和旅游商品。 二是遗产化，表现为在全球保护非遗的背景下，民间文化迅速从草根上升到国家或民族文化符号。非遗公约的产生背景，是尊重和保护民间表达性文化的知识产权，使其在世界共同关注下，成为各民族特意和专门保护的对象。在目前已纳入国家非遗体系的项目中，属于民俗或民间传统的占了多数。“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逐级申报，使民间文化在地域族群和国家层面同时受到重视，而国家申报“世界遗产”的努力则更进一步使其获得民族文化符号身份。像广西瑶族的盘王节、刘三姐歌谣、壮族蚂拐节等本来只属于特定地域特定民族的民间自我创造和享用的文化，现在成为了被国家承认的有重要价值的文化；有些地方文化，如孟姜女故事、屈原故里的“龙舟竞渡”、南宁民歌节等，也由地方公共文化进而衍化为国家、世界共享的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