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见性与现代性

       近年来，视觉文化研究在国内逐渐成为人文学科领域的一门显学。由于其自身天然的跨学科性，各方学者都在此领域内大显身手，但由于专业壁垒限制、理论资源单一等原因，总体还处于一个相当单薄的状态。本文首先简要描画英语学界中视觉文化研究的学科谱系，进一步突出以视觉性/可见性/现代性为根本问题意识的研究路向，最后针对国内学界的研究状况进行初步评述，最终希望对视觉文化自身的根本学科立足问题有所回答。

       一、英语学界的学科回溯

       在同内，视觉文化研究的兴起主要是作为文化研究勃兴所连带出来的话题，作为一种对当代图像时代、视觉爆炸等文化状况的分析，大致属于文艺学界、文化研究界或美学界生发出的议题。而如果我们考察视觉文化研究在英语学界的兴起，会发现与中国不同，视觉文化的概念与议题根本上产生于艺术史/美术史的学科发展。

       在北美，美国罗彻斯特大学在视觉文化领域发展较早，在1987和1989年，开设了“视觉文化”的暑期研讨班。之后由诺曼·布列逊(Norman Bryson)、麦柯·荷莉(Michael Ann Holly)与凯斯·默克希(Keith Moxey)共同编辑出版了两部文集《视觉理论：绘画与阐释》(Visual Theory:Painting and Interpretation,1991)和《视觉文化：图像与阐释》(Visual Culture:Images and Interpretation,1994)。这两本书被认为是比较早的明确具有视觉文化研究学科意识的著作。在《视觉文化：图像与阐释》一书的导言中，编者对艺术史学科发展与视觉文化研究取向的关系做了梳理。

       首先，他们明确指出书中这些讨论的对象更多是属于图像的历史而非艺术的历史，表明一种从经典作品的艺术史研究到在历史环境中考察图像文化意义的研究路向的转变。视觉研究使得从油画到电视的所有图像都被问题化了，这些图像作为视觉再现都是在文化中发挥作用的，在这里，高雅艺术与通俗艺术的区隔是没有意义的①。传统艺术史研究以美术为主，主要包括绘画、雕塑和建筑，视觉文化的兴起显然带来了艺术史领域的革命，通俗图像极大地扩展了高雅艺术的范围。类似于文化研究对文学研究的挑战，艺术史学界的争论也源自学科焦虑，但更深的改变绝不仅在于对象的扩展，更在于研究方式与问题意识的激烈转换。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有两种艺术史研究的新范式开启了这种转换。《视觉文化：图像与阐释》的编者首先指出“对图像概念和图像史产生积极作用的是艺术社会史(social history of art)”②。艺术社会史采用马克思主义史观，强调艺术的社会历史文化内涵。克拉克(T.J.Clark)是艺术社会史的代表，出版了《人民的形象：库尔贝与1848年革命》(Image of the People:Gustave Courbet and the 1848 Revolution)等书，集中讨论艺术的社会功用，强调艺术与意识形态的关系。该书中《艺术社会史》引论一章，阐述马克思主义艺术史原则，强调只有在特定的历史时刻或事态中，艺术家、艺术实践、艺术机构和更广泛的政治及历史环境之间的种种联系，才能得以详尽考察。这样，艺术史的研究就超越了传统的风格与技法的演变，而是强调艺术与社会历史的联系，以社会历史的条件来回答艺术的问题，或者相反。这实际已经蕴涵了视觉文化研究的中心思路。

       《视觉文化：图像与阐释》导言并没提及的另一种研究转向是新艺术史(New Art History)，也许是由于编者布列逊本人即为新艺术史的代表而不愿自明。所谓新艺术史，简单说来是将符号学等文学或语言学理论引入艺术史研究。布列逊对以贡布里希为代表的经典知觉主义艺术史研究范式进行挑战，反对一种非历史的、非社会的视觉再现理论，而将“话语”、“意指”等概念引入对图像生产与传达的研究。“当主体观看时，他不仅见到了形式、光、色彩和光学结构，还有社会在大量的、复调结构层面上组构的意义”。“不是一个永恒的认知心理学的孤立主体，而是其构成不断地为社会势力所影响的主体；视觉主体性作为一个共同组成的空间，其中是由一大群视觉代码所混合着和碰撞着的”③。观看绘画是一种社会能力，视觉性成了对处于特定历史和社会状况中主体所见之物的话语阐释。而符号和话语就与更广泛的社会文化、意识形态等内容密切相关。一批有着文学研究、社会学、艺术批评或者精神分析背景的学者，将符号学、语言学、结构主义或新马克思主义等理论应用于艺术研究，构成了新艺术史的研究范式④。

       无论是艺术社会史还是新艺术史，都是近四五十年来人文学科领域内越来越倾向于从社会和政治等角度看待艺术的学术趋势的结果。同时二者在研究理路上有着内在的关联，比如克拉克的方法特点在于“界定一幅绘画中的不协调或不对称，然后将这种不协调或不对称与心理的、性的或社会学的解释联系起来，使用符号学得出艺术品的新含义”⑤。视觉经验越来越被认为是语境化、社会化、意识形态化的。在这样的倾向中，高雅的艺术作品与大量的日常生活中的通俗图像，在现实再现、社会功用发挥、传播与接受等方面，已经失去了根本的区别。这种研究趋向无疑开辟了视觉文化研究的道路。

       视觉文化研究或视觉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作为学科正式确立。1990年芝加哥大学艺术史系与英文系的教授米歇尔(W.J.T.Mitchell)开设了北美第一个视觉文化研究的课程。同年，罗切斯特大学艺术史系的麦柯·荷莉联合比较文学的米克·巴尔(Mieke Bal)、电影研究的卡亚·斯沃曼(Kaja Silverman)，再加上聘请来的布列逊，共同设立了视觉文化研究的研究生专业。后面的历史，国内学界相对熟悉，尤其是视觉文化研究的两个代表人物，芝加哥大学的米歇尔和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艺术系的米尔佐夫(Nicholas Mirzoeff)。前者用“图像”取代了潘诺夫斯基的“Iconology”，提出图像转向。他们和许多此领域的学者大致认同视觉文化是对各种艺术、图像、媒介和日常生活中的视觉所包含的文化与社会建构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