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3)09－0144－08 随着世界文化交流的不断加深，文化之间的借鉴、模仿、挪用(appropriation)、移植、杂糅(hybridization)、整合与相互渗透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在此语境中，文化边界渐渐淡化，彼此分享的经验、观念和行为模式与日俱增，人类生存的处境越来越具有多元性和跨文化性，由文化差异所造成的矛盾与冲突也比以往更突出。如何超越自我，建构跨文化认同，进而展开有意义的跨文化对话已经成为一个迫切的现实问题。[1]跨文化认同是交际者跨越文化边界，与其他文化的成员相互适应、相互建构的产物，体现了他们包容与开放的心态、贯通的知识结构以及打破族群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融汇不同文化视角的能力。跨文化人不仅熟识自己的母语与文化，而且对异国他乡的风土人情有深切体认，在促进跨文化对话，建立美美与共、互惠双赢的跨文化关系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2]近几十年涌现出来的双语与双文化主义、多元文化主义，以及世界公民认同等思潮都与它有密切联系。跨文化认同的内涵极丰富，西方学者从各自的视角对之作了多种解读。本文拟在分析阿德勒(P.S.Adler)、吉川(M.J.Yoshikawa)和金荣渊(Y.Y.Kim)三人理论观点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诠释。 一、认同的多元化与世界化 阿德勒率先探讨跨文化认同，其思想极具启发性，在跨文化交际学界引起巨大反响。1976年，他就阐述了超越单一文化认同，建构跨文化人格的观点。20世纪80年代中期，他从认同的多元化与世界化角度，进一步发展多元文化人(multicultural man)理论，分析跨文化认同的特征与内涵。 认同(identity)通常又被译为身份或同一性，表达我或我们是谁，即个人或群体的归属。它大体分为个人与集体两种基本类型，无论是个人认同还是集体认同都是社会的建构，既涉及自我的界定又包括他人的评判。认同的形成取决于自我内在价值的一致性、稳定性以及相对于他人的差异性。它的功能主要有两个：自身的整合和对他性的识别。[3]作为集体认同形式之一的文化认同是指社会成员对其所属文化群体的归依感；他们归属的文化群体拥有共享的符号系统、意义框架与行为准则。[4]阿德勒认为，跨文化认同表达了一种新的身份归属，是个体面对压力与冲突、原来的身份趋于瓦解之际，在更高层次上文化与人格的再整合。超越单一文化认同的人同时以人类的普遍性和多样性为定位，具有开阔的文化视野，能够包容不同的生活方式，回应错综复杂的交际场景。他们认同于多种文化，可以被称作多元文化人、跨文化人或世界主义者。人们不能根据其所说的语言、所到的国家和地方，也不能依据他们的职业与居住地点来界定他们的身份，而应从他们的世界观、生活与工作的联系范围，以及他们对事物的开放程度来判断。多元文化人的身份具有高度流动性，易于变化，其认同的基础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文化归属感，而是一种能够不断创建新的文化现实的自我意识。多元文化人既不完全属于他自己的社会，也不完全属于他人的社会，他们是居住在文化边界，介于不同文化之间的人(man of inbetweenness)。多元文化人与单一文化认同者的主要差异在三个方面。第一，多元文化人在文化心理上是适应性的。他随遇而安，与他人和文化只建立暂时的联系，把多样的文化体验和变动的生活情境看作身份建构的前提，其思维活动不受制于单一、等级化和结构化的文化图式。因此，他的价值观、态度与信仰随场景的变化而变化，呈现出较大的相对性。第二，多元文化人不断学习新文化，抛弃旧习俗，一直处于“成为”或“转变”的状态。他们反复探索、试验和调适，并且在与世界互动中重塑自己的认同。第三，多元文化人有着不确定的自我边界，在本质上是一个无家的流浪者。他的身份是回应性的——在与他人的互动中形成和发生转变，其文化认同既不固定，又不可预测。由于多元文化人不归依于某一种文化，因此具有高度的灵活性和柔韧性，能够改变原有、特定的思维框架，锲而不舍地追求人类文化的普遍意义。[5] 阿德勒的视角反映了那种居无定所、四海为家的世界公民的文化认同观，为我们探索如何消除传统意义上文化身份的封闭性和排他性提供了有益启示。社会心理学的实证研究表明，身份多元化能够有效地促进不同群体之间互动；来自不同群体的成员间持续互动的结果之一是作为团体成员的认同感的产生；它有助于减少社会偏见与歧视，使人们的身份认同更具包容性。[6]在发展多元文化认同的过程中，人们跳出单一思维模式，形成多元化参照框架以及更为全面、开阔的文化视野。多元文化人立足于文化边界，认同于多种文化的同时却不占有或囿于其中的任何文化，最大限度地保持了文化空间的开放，开启了新的发展契机。[7]正如贝奈特(J.M.Bennett and M.J.Bennett)所言，站在文化边缘的交际者方能对自己的文化做冷静的观察，同时超越自身与其他文化的局限性，富有创造性地整合不同的文化元素。[8] 然而，多元文化人的根本问题在于他忽略了文化认同的社会根植性。人们为了生存和赢得成功，建构积极的社会身份，必须明确地认同某个具体、特定的文化群体。为了划清边界，人们在社会互动中不仅强调群体间的差异，而且运用不同方式进行交往：优待群体内部成员，歧视外部成员，以显示内外之别，增进群体的凝聚力。[9]他们还通过赋予自身正面、优良品性来提升群体形象，强化群体身份的合法地位。现存的社会身份一旦受到挑战或威胁，人们就会进行各种形式的抵制，恢复或重新确立边界，维护群体独特性。同时认同多种文化，既无法找到自己的真正归属，也难以在充满竞争的社会环境中赢得长久、稳固的立足之地。阿德勒自己也承认，多元文化人虽然具有巨大的调节和适应能力，但过于灵活、多变的身份认同往往对交际者造成很大的心理压力，使其变得脆弱、肤浅，甚至陷入虚无主义。跨文化交际者在发展跨文化认同时首先应该确立自己的文化主体性，然后再与他人相互借鉴、携手共进。 二、认同的互动与联合 吉川借鉴阿德勒的多元文化人理论、布伯(M.Buber)的对话理论以及佛教中有关事物相对性的思想，从认同的互动与联合的视角解析跨文化认同的蕴涵。在他看来，跨文化认同是交际者经历跨文化适应的“接触、分解、再整合与自治”阶段之后，超越自我与他者的二元对立，建构双螺旋(double－swing)式和谐的跨文化关系的过程。① 吉川的观点与阿德勒有诸多相似之处，同样关注交际者如何摆脱单一身份认同的束缚，实现创造性文化整合的问题。他认为，跨文化认同表达了一种“非一非二”(not－one,not－two)，亦即“在之间”的文化归属。在此身份认同模式中，自我与他人既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既保持一定距离，又建立着友好关系；既不属于单一整体，也不是两个彼此分开、各自独立的个体。他们代表着不同的文化群体，但任何一方也不能排斥或兼并对方。两者互为补充，相辅相成，处于不断互动之中，形成介于分离与统一之间的双螺旋式联合认同。在双螺旋阶段的跨文化互动中，交际者不再仅仅关注自己或对方的文化经验，转而参与到对话与商讨之中，最大限度地汲取不同的文化养分。充分体会双向交流的活力与内涵。[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