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维新后，日本提出“脱亚入欧”战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高喊“脱亚入美”口号，都极力摆脱自己作为亚洲国家一员的形象。60年代末70年代初，随着日本经济力量的迅速增长，“回归亚洲”在日本有了微弱的声音。80年代以来，东亚的崛起使日本对建立东亚经济圈越来越重视。90年代初，日本则公开表示全力以赴地“构筑亚洲新秩序”，并宣称要在政治领域发挥作用，开始涉及建立亚太安全体制问题。作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级经济大国，日本亚洲政策的重大转变引起了亚洲和世界各国的广泛重视。 一、日本重回亚洲的原因 1.80年代以来，同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缓慢、停滞相对照，亚太地区已进入了朝气蓬勃的发展时期。据世界银行报告，东亚经济的增长率由70年代的6.6%增加到80年代的8.5%。进入90年代，亚洲经济增长率仍为全球之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除日本以外的10个主要亚洲国家和地区1994年经济增长率为7.1%，大大高于西方国家的增长速度。美国一家杂志推测，亚洲经济可望在本世纪末达到世界经济的三分之一。经济的高速发展使亚洲特别是东亚地区形成一个潜在的、极富吸引力的大市场。西方发达国家为摆脱经济困境，纷纷将目光投向亚洲。德国总理科尔强调，政府保证将对德国经济界进军亚洲给予强有力的支持。法国提出“以最快的速度、动员一切力量，增强法国在亚洲的存在”。作为天然亚洲国家的日本，当然不会看着自己身边的肥肉被别人吞噬。1987年以后，日本对“四小”和东盟的投资急剧增长。1985年度仅为13.2亿美元，1987年度一下增加到31.84亿美元。是美国的3.6倍，跃居世界经济强国对亚洲国家投资的第一位。 2.随着战后日本经济的迅速增长，日本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经济强国。美日间经济差距逐渐缩小，贸易摩擦日益严重。日本已从屈从于美国的伙伴关系变成美国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冷战结束后美日共同敌人苏联的解体，更减少了日本对美国的依赖程度。日本在亚洲问题上不再想追随美国的声音，而是要构筑以日本为中心的亚洲新秩序。80年代末期以来，日本政府对构筑亚洲新秩序充满了热情。1991年日本外交蓝皮书提出，在亚太地区“日本必须发挥中心作用”。日本著名政治评论家伊藤昌哉在1991年7月号《呼声》月刊上发表文章指出，建立以日本为主导的亚洲经济圈，这是日本今后所应选择的道路。日本政界要员也频繁访问亚洲国家，开展亲善外交，试图取得亚洲地区的主导权，作为抗衡美国的筹码。 3.国际经济日益区域化、集团化是日本回归亚洲的又一原因。80年代中期以来，世界经济的区域化和集团化趋势明显加强。美国和加拿大的自由贸易协定已于1989年1月正式生效。1994年1月1日，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成立了北美自由贸易区，计划15年内在各自的经济贸易关系方面取消全部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欧洲共同体已于1993年1月1日正式建成欧洲统一大市场，加快了欧洲经济一体化步伐。欧洲统一大市场和北美自由贸易区有明显的封闭性和排他性，作为唯一没有加入地区经济集团的工业发达国家，日本有被孤立的感觉，急欲在亚太地区建立一个以日本为中心的“亚洲市场”，抗衡来自西欧和北美的巨大压力。 4.重新回归亚洲，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亚洲新秩序”，是实现日本从经济强国向政治大国迈进的重要途径。长期以来，人们把日本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比喻为“经济巨人”和“政治侏儒”，日本也早已对这种状况感到不满。1983年，首相中曾根就提出，日本“不但要当经济大国，而且要做政治大国”。为此，日本必须回归亚洲。“能够使日本的外交开创光明前景的地区，眼下除了亚洲以外，再也找不到任何绿州了。”（日本《读卖》周刊1992年8月号）。日本在亚洲投资，提出“东亚经济圈”设想，都不单纯是经济行为，而是要以经济援助换取政治资本，提高日本在国际事务上的声音，增强日本成为政治大国的实力，使亚洲成为日本向政治大国进军的坚强后盾。 二、日本回归亚洲的重点地区是东南亚和东北亚 日本对亚洲的关注，首先表现在东南亚地区。在吉田茂内阁时期，日本就确定了以“战争赔偿”为手段打入东南亚市场的方针。50年代后期岸信介内阁日本外交三原则提出：今后日本外交的方向是，“以自己的工业力量和技术帮助东南亚各国复兴经济，以此扩大日本的市场，在此基础上密切双方的政治关系。”1977年日本首相福田赳夫提出同东南亚各国建立“心心相连”的伙伴关系。对于柬埔寨问题，日本政府一直积极关注。1982年民柬联合政府一成立，日本立即予以承认。1988年柬埔寨出现政治解决的曙光，日本马上为维和部队提供经费并参加联合国监督柬埔寨自由选举的国际小组。1991年西哈努克返回金边后，日本第一个派出驻柬大使，并为柬遣返难民提供大量捐款。1993年6月，日本国会通过向海外“派兵法案”后，立即决定向柬埔寨派出维持和平部队。近年来，日本政府还向越南提供大量的经济援助，诱导越南改变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