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近年来，随着苏联的解体，中亚国家的独立，其伊斯兰势力迅猛发展，十分活跃，并在该地区的政治生活中开始扮演重要的角色，因而为国际社会所关注。我国与中亚在地缘上相邻，西北少数民族与中亚又有着民族、宗教、文化上的联系，中亚伊斯兰势力的复兴必将对我国造成一定的政治影响，因此，探讨中亚伊斯兰势力复兴的基础及发展前景，具有现实意义。 关键词 中亚 伊斯兰势力 基础 前景 一、中亚伊斯兰复兴的成因及现状 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即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由于苏联实行政治改革，推行民主化和公开性，纠正过去偏激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国内政治气氛空前活跃。1988年，戈氏在纪念基督教传入俄国一千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公开申明要给公民的正常宗教生活松绑，完全恢复公民的信仰权利。1990年10月，苏政府颁布了《关于信仰自由和宗教组织法》，取消了对宗教的种种限制。1991年，经苏联政府批准，“中亚穆斯林宗教委员会”在塔什干成立，从而成为中亚伊斯兰势力复兴的直接诱因。 伊斯兰势力的复兴首先表现为宗教场所的恢复和宗教活动的增加。1991年苏联解体时，中亚地区的清真寺仅有160余座，伊斯兰神学院有2所。从该年年底中亚各国独立到1992年底，中亚各国的清真寺已增至1000多座，还有数千个家庭式的聚礼点，神学院增至25所。与此同时，宗教活动日趋活跃，电视、广播、报刊中穆斯林宗教活动的内容不断增加。过去，由于苏联政府禁止，每年去麦加朝觐的穆斯林微不足道，现每年有数千人出国朝觐。西亚、中东穆斯林国家的渗透、支持对中亚地区的伊斯兰势力起了推波助澜作用。土耳其以泛突厥主义为武器，助长了中亚的泛伊斯兰主义；伊朗以文化援助为名，向中亚施加原教旨主义的影响；沙特等海湾国家财大气粗，大力援建中亚的清真寺和宗教设施，以增加瓦哈比教的影响；阿富汗同乌兹别克、塔吉克边境相连，其原教旨主义政权向中亚伊斯兰势力提供直接援助并给予很大影响。 其次，中亚伊斯兰势力的复兴表现出朝两个方向的发展：一是原教旨主义的方向。在乌兹别克费尔干纳盆地成立的“伊斯兰复兴党”，它宣传原教旨主义的神权主张，鼓吹政教合一，要求恢复教法，提出建立伊斯兰国家的口号，并在中亚其它国家设立了分部，成为中亚地区最大的宗教政党。虽然，乌兹别克政府在1992年春明令禁止该党活动，但是，该党的地下活动方式、时隐时现地出来煽动宗教极端，制造混乱，对政府构成了威胁。在塔吉克，1990年就出现了伊斯兰复兴党。该党1991年9月获准登记，成为合法组织。其后，它的势力迅速获得发展，在同年11月的选举中，该党提出了“加快民主变革，改变原苏联模式的管理机构，恢复伊斯兰传统”的口号，得到官方伊斯兰领袖和部分人民的支持，它与其它民主力量的候选人获得34%的选票，显示了其实力。该党的副主席乌斯蒙还担任了联合政府的副总理。1992年9月，伊斯兰复兴党与民主派联合发动了反政府的武装政变，曾一度夺得了政权，同年11月，在俄罗斯的直接参预下，前苏共的传统力量又夺回了政权。然而以伊斯兰复兴党为首的反对派力量并未受到很大损失，它们在塔南部两个州仍有相当实力，并等待时机，以图东山再起。1992年新当选的塔什干大穆夫提罕穆默德·尤素福极有见解地说：“共产主义的崩溃，在我们地区造成了一个精神真空，唯有伊斯兰教可以填补这个真空”；二是泛伊斯兰主义的方向。泛伊斯兰主义又与泛突厥主义结合起来。在乌兹别克，有一个叫“比尔里克”的反对派组织，它提出在中亚建立“突厥语系民族联盟”或“中亚穆斯林联邦”的口号，一份叫做《阿拉斯》的非法刊物鼓吹在中亚和西亚突厥语系民族地区建立“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在哈萨克，有一个以哈萨克人传奇先驱阿拉什命名的反对党，其目标是建立一个从伊斯坦布尔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泛突厥国家。1991年12月31日，一批阿拉什活动分子在阿拉木图大清真寺袭击了哈萨克宗教委员会主席尼桑巴耶夫，认为他是前共产党人纳扎尔巴耶夫政权的走狗并强迫他辞职，该组织后遭政府取缔。 对于伊斯兰势力的复兴和原教旨主义的发展，中亚五国政府的态度基本上是一致的，即实行政教分离的原则，不允许原教旨主义的党派组织活动，并对其采取镇压政策，因而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其发展。但是，中亚地区的伊斯兰势力已经成为一股不可轻视的力量。 二、中亚伊斯兰教的历史基础 中亚伊斯兰势力的复兴潜力有多大？能量如何？要搞清楚这些问题，有必要先了解它的历史渊源和社会基础。从历史上看，伊斯兰教在中亚传播中表现了与西亚、中东地区穆斯林国家不同的特点，表现为： 1.正统的伊斯兰逊尼派在中亚扎根不深，支配人们生活的是部落习惯法。从8世纪阿拉伯伍麦叶王朝征服中亚起，伊斯兰逊尼派就在中亚居民中取得了立足点，但直到19世纪后期中亚大部分地区开始转入定居生活以前，正统的逊尼派除在河中绿洲定居的农业区和城市有影响外，在其它游牧地区有影响的是部落习惯法和苏菲派。从12世纪起，苏菲派托钵僧团体先在呼罗珊、吐火罗地区获得发展，后在河中绿洲地区开始传播。13世纪后，蒙古人和帖木儿王朝为了巩固它们的政权和实行扩张，支持苏菲派托钵僧，使其成为封建贵族的“精神导师”，因而使苏菲派得以大力发展，并在河中地区成为伊斯兰的统治派别。14世纪在布哈拉出现了最有影响的“纳合西班底教团”，布哈拉、撒马尔罕成为推行神秘主义的基地。15世纪，苏菲派托钵僧和卓的政治势力达到顶峰，“差不多整个帖木儿帝国服从托钵僧团领袖、大封建主和卓·阿赫罗尔的势力”①。苏菲派获得发展，还因为它向正统的逊尼派接近，在很多情况下公开承认正统派的教条，并得到正统派的宽容。16世纪乌兹别克人进入河中地区后，一方面接受苏菲派教义，同时又不完全丢弃传统的部落习俗原则，于是“产生出一种游牧部族统治的合法原则与教义的混合物”②。另一方面，在城市和乡镇定居的农业人口中，以穆夫提和毛拉为主的伊斯兰学者仍保持他们的巨大影响，人们能够遵守正统派的伊斯兰教规。 在河中以外的广大游牧地区，苏菲派的“德尔雅希”阶层（巡回托钵僧）“决定了伊斯兰教在中亚成为一种大众信仰”③，他们在“草原的边缘地区建立托钵寺院”，深入哈萨克、吉尔吉斯草原和土库曼等边远地区，使苏菲派的泛神论与游牧民头脑中的半泛灵论的萨满教相一致，他们“不拘教条和形式”，“代表低水平的伊斯兰，在目不识丁的游牧民中受到欢迎并得到尊重”。这一传教过程，从昔班尼王朝开始加强，19世纪土库曼、哈萨克、吉尔吉斯游牧民转入定居后进一步加快。因而，中亚广大地区更多的是受苏菲派的影响。到19世纪末，在河中的城市和定居的绿洲乡镇，正统的逊尼派伊斯兰教影响较大，而在广大游牧地区中，苏菲派的影响更大，支配人们思想和生活的是部落习惯法。人们“无视《古兰经》的戒律，喝马乳酒、有时还喝血、吃腐肉”、“两性之间则倾向于一种自由、亲昵的关系，在宴会上有男女混杂的舞蹈，妇女在游牧社会中与她们在定居社会中所起极不相同的作用”④。对中亚大多数人来说，他们对深奥的伊斯兰教义了解不多，只是遵守一般的伊斯兰教规和“沙里亚”的教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