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也是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在当年的战败国中，德国甚至把这一年当作解放日来庆祝，而日本却仍然态度暧昧、吞吞吐吐，仍然在力图掩盖其半个世纪前的累累罪行。而越是这样，曾经受过它侵略的国家就越是愤慨，越是要全面深入地揭发日本法西斯的侵略罪行。本来已经被人们淡忘了的历史，又变得记忆犹新；许许多多的国耻纪念日，又得到隆重的纪念；许许多多的日军侵略罪行遗址又被人们重新凭吊。无数的抗日英雄，又因此而受到人民更崇高的景仰。而直到伟大的抗日战争期间才终于被中国人民认同的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又得到了新一代人的认同。如果说，五十多年前的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使广大中国人民终于找到了自己的领路人，那么，五十多年后的今天，又是日本人的死不认帐，进一步帮助我们认识到我们的国家仍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仍然在坚持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道路，是多么难能可贵！ 环视九十年代以来的世界，环视在今年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行列中，有多少当年的胜利者已经不复存在：在欧洲和亚洲两大战场之下不朽功勋的苏联解体了，今天的俄罗斯毕竟只是十五个加盟共和国中的一个；当年最先被张伯伦——达拉第绥靖主义出卖的捷克斯洛伐克解体了，这一次是在没有外来侵略的条件下，自己分了家，变成了捷克和斯洛伐克两个国家；而最悲惨的还是南斯拉夫，当年在南共和铁托元帅的领导下，用170万人的生命赢得的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今天已经完全丧失，全国分裂成为五个相互反目为仇的独立国家，其中的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又兵连祸结、生灵涂炭，一连三年，都是全世界关注的战争热点。 前苏、前捷、前南三国变成了二十几个国家，真不知道这两亿多不幸的人民，今年正在做何感想？而在其中，又以两千三百多万前南斯拉夫人民的处境最为不幸。好端端的一个中等收入国家，如今弄得四分五裂，相当多的人民沦为赤贫，数以十万计的人民流离失所。不错，今天几乎所有的人都承认南共和铁托的政策有错误，但是又有谁能说今天的前南地区各国人民，比生活在铁托时代更加幸福呢？不管怎么说，那个时代有国家的统一，有领土的完整，有国内各民族的和睦相处，有发展经济必不可少的前提——政局稳定。 一个时期以来，世界各国的分析家，纷纷从不同的专业角度，探讨了导致前南斯拉夫走向分裂、走向战乱的根源。尽管这些论者立场不同、观点不同，但至少在三个方面的观点是高度一致的：其一是“工人自治”的失误，其二是民族政策上的失误，其三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上的失误。而种下这些祸根的不是别人，正是南斯拉夫人民的伟大领袖——约瑟夫·布罗兹·铁托元帅。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在回顾这些历史教训之时，才更充满了难以名状的悲哀。 一、“工人自治”的失败 直到十年之前，我本人还对前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制度推崇备至。其中的道理很简单，那就是因为70年代末、80年代初，前苏联传统模式在社会主义各国都走到了尽头，“大政府”事无巨细地包办一切的弊端日益明显，与此相应的、以生产资料与劳动相分离为特征的旧国家所有制潜力殆尽。表面上“人人都是主人”，实际上没有人对公有财产真正关心爱护，使所谓的“国家所有”，实际上变成了无主共有，“不吃白不吃”，“不拿白不拿”，时时刻刻都在发生巨大的流失和浪费。当所有这些弊害，都在实践标准的检验面前暴露无遗之际，极度失望的中国学人纷纷把眼光投向了前南斯拉夫。 早在50年代初，南共和铁托同志就撇开了前苏联的教条，另外走了一条道路——“工人自治”。它使生产资料与劳动直接结合起来，使工人集体在每一个企业，都摆脱了异化心理，变成了真正的主人，他们民主选举厂长经理，企业独立核算、自负赢亏、自担风险，政府不再插手工厂的内部事务，政府的职能大大削减，不再包办一切，退而成为经济的间接调控者。于是，前南斯拉夫就变成了第一个实行市场经济和“小政府、大社会”体制的社会主义国家。所有这些，都引起了中国学人高度注意。特别令人欣慰的是，南斯拉夫同志的这套做法，远远比前苏联的传统模式，更加接近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的本来设想。包括我本人在内的不少论者指出，“工人自治”要比苏式“国家所有制”，更加接近马恩设想中的“自由人联合体”，政府也像巴黎公社一样，只承担“为数不多，然而非常重要的职能”。这些发现，当时真使我们感到“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然而当一批又一批中国学人目前南斯拉夫考察归来之后，刚刚燃起的希望就又破灭了。他们意外地发现，那些“工人自治”的企业实际变成了工团主义的封闭堡垒。所有的工人集体几乎都对扩大外延性再生产毫无兴趣，一有了钱就想“分光吃净”。强烈的福利主义倾向不仅严重地阻碍了企业的更新改造，而且严重地阻碍了全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所有的工人集体，都不能合理地组织经济资源，对于外来工人盲目排斥，绝对不容许别人分享自己的机会；对于本企业的闲置设备、闭置材料宁愿囤积，也绝对不容许之流入社会的短缺行业。正因为如此，前南斯拉夫企业的国际竞争力逐年下降。与此同时，各级工人委员会，也都变成了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的“辩论俱乐部”，丧失了必要的决策机能。 前南斯拉夫“工人自治”和所谓“社会所有制”（其实就是工团所有制）的失败，带走了我们依靠直接从经典著作寻章摘句来寻找改革方向的最后希望，不得不真正完全从实际出发，探索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新路子。其结果，就是“中共十四大”和中共中央十四届三中全会的决议所阐述的那一整套思想。一方面是要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另一方面又要重建社会主义产权制度——即“现代企业制度”。重新摆正资本与劳动的关系，使企业像作为微观经济组织者的功能，得到充分的发挥，使社会的经济资源能够通过更加自由地流动和组合，达到优化配置。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拥有一个坚实牢固的财产制度基础。所以，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既是对前苏联传统模式的某种否定，又是对前南斯拉夫改革模式的某种否定。那种仅仅根据前苏联和前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走不通，就断言中国也将解体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也走不通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