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政治与经济关系在20世纪一段历史内被割裂，直到90年代后才再度复兴。其被割裂的主要原因，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发展过程看，在于权力政治学说在二次大战后取代了理想主义，占据主导地位。现实主义者认为，权力是国际关系的基本要素，世界政治处于无政府状态，各国在国际舞台的权力分配和冲突决定国际关系性质，无须重视世界经济因素。但是由于“现实世界的变革已使得经济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密”，经济因素已上升到国际关系的最高点，传统的国际政治学理论无法客观反映这种现实，并作出合理的解释。其次，战后初期形成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已经一去不复返。经济与政治分离的社会结构受到国际形势变化的冲击。特别是80年代中期以后，东西方缓和，冷战走向末端，以至后来终于结束。经济上，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国际货币体系崩溃，石油危机等，西方经济不断受到政治的影响。因此，新现实主义学派试图“将政治科学与经济科学各个学派的观点结合起来去理解贸易、金融和经济发展问题”。新现实主义提出，国际经济不应再被贬为“低政治”或“软政治”，安全问题也不应再被视为“高政治”或“硬政治”。经济逐渐取代安全，已成为国际关系的重点。琼·E·斯佩罗认为，过去大多数经济学家忽视国际经济过程和经济政策中的政治作用，国际政治学者忽视国际关系中的经济影响，这种状况亟待改善。 一、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关系 将国际政治与经济相互作用的方法引入国际关系理论，并非罗伯特·吉尔平等西方学者的首创。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早在100多年前就这样做了。马克思十分重视生产力给社会带来的变革，并认为一切重要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是社会的经济发展，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革。列宁运用政治与经济结合的方法，对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规律和帝国主义本质做出精辟分析。吉尔平提出，马克思主义的贡献，一是“既注意市场经济对财富分配的国内影响，又注意国际影响”。二是既从国内也从国际水平上分析国际分工的结构和性质。吉尔平认为，马列主义对“20世纪后期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施加着强大影响”。作为非马克思主义者的吉尔平作出这种估计，可见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的影响和价值。当然，早在18～19世纪，亚当·斯密、约翰·穆勒、大卫·李嘉图都曾把经济与政治联系起来观察社会。 什么是国际政治？斯佩罗援引唐纳德·普卡拉的解释：国际政治即“国与国之间政治交往的方式”。国际政治决定国际经济是斯佩罗观点的核心。这一点同我们常提及的马克思的经济是基础、政治是上层建筑、经济决定政治的观点是不同的。斯佩罗在《国际经济关系的政治学》一书中，提出有3种政治因素影响经济：(1)国际政治体系影响国际经济体系，国际经济体系结构和活动受制于国际政治体系结构和活动；(2)政治意图影响经济政策，“政治因素不仅能决定经济制度，而且也能影响经济政策的制定。”尤其是重大经济决策，常由压倒一切的政治利益来决定；(3)国际经济关系即国际政治关系。在追求财富（如争夺市场、原料等）过程中，国家与争夺权力的角逐或维护主权处于同一过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政治交往方式包含了经济交往方式，即“财富与权力的互补”。 什么是国际经济？斯佩罗在《国际经济关系的政治学》一书中指出，即“各个国家经济政策的相互作用”。国家经济政策是由代表不同利益的政治集团经过讨价还价后制定的。经济政策常被政治利害关系所规范，最后必然成为国家对外战略的工具。国家间的冲突与合作、矛盾与妥协，既包括了以政府机构为内容的国际政治过程，也包括了没有政府机构的经济关系过程。70年代以后，国际社会经济的相互依存，导致政治上的相互依存，政治上的相互依存又反过来促进经济相互依存。这就是世界走向全球化的动力源。世界经济政治化和世界政治经济化体现为对财富和权力的成功追求目标，即国际合作。基欧汉在《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倾轧》一书中说：“把国际经济政治学定义为对财富和权力的追求，导致我们把世界经济的合作当作获取其经济与政治目标的手段来分析，而不是当作实现其崇高理想的努力来分析。”是什么因素促成世界经济政治化和世界政治经济化？丹尼斯·皮雷奇思发表的《世界经济政治学：国际关系理论的新内容》一书中明确指出，新技术革命对国际政治经济产生重大影响，并给国际社会和国际关系理论带来一系列新概念、新准则和新规律。 总之，政治与经济的相互作用在二战后国际争端中表现得淋漓尽致。美国通过巴统对社会主义国家禁运，以削弱这些国家的军事力量。1973年，阿拉伯国家对西方国家施行石油禁行，目的是迫使这些国家政府改变亲以色列的外交政策。1980年美国对伊朗施加经济压力，以迫使其释放美国人质。西方学者强调“经济的政治动力”，“政治谋求决定经济战略”，最后概括为国际经济即国际政治。故此，西方经济政治学的研究对象涵盖诸如人口政治学、环境政治学、粮食政治学、能源政治学、发展政治学和国际经济新秩序学等。 二、世界经济大体系中的经济与政治 为了搞清国际经济冲突、政治矛盾与合作及其管理实质，斯佩罗提出三个分支系统的见解：(1)相互依赖的西方体系；(2)从属的南北体系；（3）独立的东西方体系。 西方体系指北美、西欧及日本一些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这一体系的特点是财富高度集中，技术高度发达，相互联系十分密切。二战以后，美元国际通用，跨国公司的金融影响，金融机构国际化，欧洲货币与欧洲证券市场的建立，导致国际贸易的扩大，直接投资增加和生产国际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市场和生产的重新组织使相互依存达到空前高度，每一个国家的发展都同另外一些国家经济发展和政策有密切关系，同时又影响到另外两个分支体系。经济的相互依存带来了“致命的政治问题”。相互依存影响了国家控制经济的能力，也就是削弱了国家的管理机能。吉尔平在《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一书中就国家主权同市场依存关系进行了分析。他认为，国家是政治的体现，市场是经济的化身。国家影响并决定市场力量的命运，而经济力量却改变着政治与军事力量在国际上的分布。斯佩罗认为，西方体系存在的矛盾是经济结合增加了国家必须对付的麻烦，而国家又不能对此袖手旁观。国内经济和国际经济的联系，同政治管理纠缠在一起。西方政治难以医治国内经济弊端，而又难以控制相互依存所出现的问题。这个问题在欧共体成员国1992年签署和批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过程中表现得尤为典型。西方在集体管理和各国各自管理之间的矛盾中，常常陷入窘境。因此，西方有的学者提出，“要么朝着意义深远的集体解决那些它们无法再单独解决的方向迈进；要么在相互依存的发展道路上刹车，并通过政治渠道纳入国家控制的范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