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亚各国独立后经济持续恶化的原因和后果 主要由于中亚五国特别是哈萨克的竭力维护,独联体得以维持已有两年多,中亚各国也因此不断有些受益。据俄罗斯《消息报》公布材料,1992年俄罗斯中央银行提供给前苏联各国的“兄弟援助”达70亿美元(据说也因此造成俄罗斯通货膨胀率提高了25%),其中对哈萨克的援助尤其大。尽管有俄罗斯的多方面援助,但同整个独联体情况一样,1989-1993年期间,中亚各国经济持续下降。俄罗斯《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杂志1993年第7期上刊登的西佐夫题为《俄罗斯和独联体90年代经济情况》一文说:“1992年结果表明,自1989年起持续不断的经济普遍滑坡现象在独联体各国都有所加剧,独联体各国1992年国内总产值比70年代低18%。”1993年4月,吉尔吉斯总统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的讲话,1993年3月乌兹别克总统接受英国记者采访时的讲话,以及哈萨克国家统计局公布的1993年头7个月社会经济发展公报也都分别表明了各国经济指数仍在不断下降,经济仍处于危机之中的严峻形势。 国内严峻的经济形势与中亚各国对外经贸开展的不顺畅,在一定程度上相互影响,互为因果。据《匈牙利新闻报》透露:1990-1993年初,在中亚各国乃至在原苏联东欧各国中,哈萨克吸收外资最多,达91亿美元。到1993年初,哈萨克境内共建立合资企业674家,1993年9月增至1140家,注册资金3292亿卢布。这些合资企业分别属于57个国家。美《时代周刊》1993年11月15日一篇报道说,据乌兹别克贸易官员讲,乌兹别克放宽限制的投资法已吸引来900多家合资企业,投资者主要来自美国、中国和土耳其。①另据报道,吉尔吉斯也分别与加拿大、瑞士等国达成了在农业、采矿业、旅游业、轻纺、建材、电力、金融等行业的合作协议。 综合有关材料,截止1994年初,中亚各国对外经贸发展有以下特点:(1)与西方和西亚各国的贸易额在逐步增长,但同时贸易伙伴仍以前苏联和原经互会成员国以及中国为主;(2)出口产品结构仍然以能源和原材料为主。如哈萨克的出口结构中,原材料占到95%,进口则多是消费品和各种机械设备;②(3)经济技术合作大多停留在意向和注册阶段。据哈萨克经贸部官员透露:1993年,在注册的所有1140家合资企业中,实际投入运作的只有500多家;(4)经济技术合作主要还是集中在能源和原材料生产部门(如乌兹别克900多家合资企业大多分布在能源、采矿、棉花加工和农业领域);(5)中亚各国发展极不平衡,除哈萨克以外,其他各国均规模不大,速度不快。 对外开放、大力开展经贸合作乃是中亚各国改革中的重点,它们普遍寄希望于通过开展对外经贸迅速调整本国经济结构,以便实现经济独立,进而实现彻底的政治独立。但是,上述特点表明,中亚各国对外经贸的发展,实际上仍然受到其既有经济结构的严重制约:为了打入世界市场,换取硬通货,它们只能发挥其现有的资源优势,以出口能源和原材料为主;而国外有意进行经贸合作者,从其利益出发,也多对中亚各国的资源感兴趣,而很少愿意将资金和技术投向制造业和第三产业。中亚各国的经贸发展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形成走不出的怪圈。 除此之外,经贸开展得不畅、不力,还受到以下因素制约:(1)政局不稳。尽管中亚各国相对其他独联体国家来讲,政局要稳定得多(除塔吉克),但在西方人看来,它们还面临着内部民族矛盾和国际上双泛势力的挑战,尤其是塔吉克局势总也控制不了,且不无蔓延迹象,这更增添了投资者的优虑;(2)原传统体制名亡实存。在西方投资者看来,这不仅在公开宣称不搞“休克疗法”、改革步骤缓慢慎重的乌兹别克和土库曼如此,即使在哈萨克和吉尔吉斯这两个民主化、自由化进程较快的国家也同样表现明显。③对此,后两国总统在许多公开场合也并不否认。面对传统体制固有的官僚主义弊病,外国投资者往往望而却步;④(3)国民整体商品经济观念和市场意识差,经贸部门工作人员业务知识水平、办事能力和效率低下;⑤(4)有关法规不完备。根据俄罗斯法学博士斯拉夫斯基在其题为《外商投资法》一文中所说的情况看,仅就外商投资法而言,独联体各国无一国的有关法规是系统完备、条理清晰和措词准确的;(5)社会基础设施跟不上,投资环境差。1992年6月初,巴黎一家合资经纪公司为组织一次高科技展览去阿什哈巴德考察,就突出感受到了这一点。⑥ 因为经济形势一直处于危机之中,许许多多社会问题、民族矛盾不仅得不到解决,反而更趋激化、尖锐化。独立两年多来,中亚各国犯罪率、失业率不断上升,不断出现罢工事件,⑦科技文化素质较高的俄罗斯人和其他欧洲人持续不断地离去。社会动荡,经费不足,人员离去,又使教科文事业受到严重影响。整个国民经济因此种种也更难以走出困境。 二、对改革方向和步骤的进一步调整 长时间的经济危机使中亚各国感到了很大的生存压力,也因此对探寻发展方向,确定发展模式表现得更为急切。基于一年多的摸索和体验,从1993年上半年开始,中亚各国相继采取了一些对策,作出了一些姿态。这些对策和姿态一方面表明中亚各国在确定未来发展方向和模式上已经有了进一步的想法,另一方面则表明,中亚各国已经出现了分道扬镳的趋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