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今年是联合国成立50周年，面临世纪之交，人类的发展也进入了一个关键时期。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联合国于3月6日至13日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召开了举世瞩目的“联合国社会发展世界首脑会议”，来自1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000多名代表出席了这次盛会。作为我国政府的代表，李鹏总理出席了这次会议，并发表了重要讲话。大会把消除贫困、增加就业与社会和睦作为主题。 大会通过了《宣言》和《行动纲领》两个重要文件，其中采纳了发展中国家的许多重要主张。与会的118个国家的元首和政府首脑以及另外65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在《宣言》中就解决贫困、失业和社会不公正等问题提出了奋斗的目标以及为达到目标而应采取的具体措施，其中重要的措施如“创造一个能够使人民实现社会发展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法律环境”，“以果断的国家行动和国际合作达到消灭贫穷的目标”，“建立稳定、安全和公正的社会，以促进社会融合”，“促进对人类尊严的充分尊重和社会公平”等等。在《行动纲领》中要世界各国以具体行动实施《宣言》所阐明的原则，并履行其中的承诺，要求各国制定消灭贫穷的综合战略，并把1996年定为“消灭贫穷国际年”，《行动纲领》还特别强调要消除歧视、促进宽容、相互尊重和珍视多样性；提倡机会平等和社会正义，解决好不同社会群体的特殊需要。 （二） 社会发展问题是20世纪中期以来全世界共同面临的紧迫课题。 就该问题产生的文化历史背景看，两次世界大战打碎了人们对于社会进步的理性乐观主义神话，这不仅是因为这两次战争的史无前例，更由于战后世界性的政治动荡、经济危机、贫富冲突、东西方冷战等各种社会问题所带来的种种危害，使人类社会被抛入一个危机四伏的发展困境之中。面对空前的社会问题，人们急于探寻摆脱危机和困境的具体出路，因此，社会发展研究便首当其冲地引起世界各国的关注。 就实践层面来看，60年代至70年代对发展问题的关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各有不同的侧重点：发展中国家在摆脱了殖民统治获得独立之后，越来越认识到自身的落后，因此产生了追求经济增长的迫切愿望，其中心发展目标是由农业社会走向大工业文明；而西方发达国家面对战后的物质匮乏，也想加速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特别是60年代新科技革命引起的世界性“第二次工业革命”，导致了生产力的飞跃性发展，新的社会发展思潮也不断涌现，如何实现持续的经济发展便成为主要的课题。显然，这期间人们所关注的主要还是经济发展问题。近20年来，随着一系列全球问题的出现，如人口问题、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能源匮乏、粮食危机、核战危险等，人们开始感到，在现今世界文化一体化的时代，每个国家发展实践所产生的结果或后果，都不仅影响到一个阶级、一个民族和一个国家的利益，而且影响到全人类的利益，特别是上述所列举的这些全球性问题，其有效地解决唯有全人类的能力合作才有可能。这样，必须超越某个国家和地区的视界而建立一种推动全世界共同进步的新发展观。 基于这样一种共识，世界各国都十分重视对发展问题的研究。许多国家成立了发展问题研究机构，如英国苏塞克斯大学发展研究所、哈佛大学国际发展研究所、维也纳发展研究所、瑞士日内瓦联合发展研究所等，都是在当今具有重要影响的研究组织。随着发展研究的深化，各学科都把自己的视点聚集在发展问题上，并形成了一系列的发展学科，如发展经济学、发展社会学、发展政治学、发展战略学、发展文化学、环境发展理论、发展哲学等，相应出版了诸多发展问题的研究专著和社会发展报告，并越来越产生重要的国际影响。不仅如此，全球发展问题还成了80年代以来国际会议的中心主题，如在厄瓜都尔首都基多召开的“综合发展观专家会议”、在奥地利举行的“维也纳就业与发展大会”、在巴西举行的“里约热内卢环境与发展大会”、在中国召开的“北京社会发展国际研究会”，等等。这次召开的“联合国社会发展世界首脑会议”，更是一次大规模的世界性发展会议。这一系列会议的举行，都将发展理论与发展实践推向了深入。 （三）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社会发展问题也日益成为理论和实践共同关注的课题。此问题也特别引起了政府决策部门的重视，在这次联合国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上，李鹏总理在讲话中，介绍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在社会发展领域取得的巨大成就，提出了中国政府关于促进全球性社会发展的五点主张：(1)坚持各国和平共处，维护全球社会稳定；(2)努力加快经济发展，推动社会全面进步；(3)相互尊重彼此国情，自主选择发展道路；(4)遵循平等互利原则，不断扩大国际合作；(5)富国承担更多责任，促进人类共同繁荣。李鹏总理所阐述的这些观点充分表明了我国解决全球社会发展问题的高度责任感，也具体地体现了中国人民致力于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的坚强决心。 近些年来，我国理论界结合中国改革开放新形势对社会发展研究作了多方面的思考，并开展了一系列研究活动。1991年8月下旬在北戴河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吉林大学、山东大学和天津社会科学院联合发起的“哲学与当代社会发展”研究会。会议围绕以下论题展开讨论：1、关于“发展哲学”问题的提出及其意义；2、社会整体发展观与马克思主义哲学；3、关于当代人类社会实践的特点及协调人与自然关系问题；4、关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文化转型问题。1992年8月中旬由山东大学主办在烟台召开了“全国改革开放与社会发展理论学术讨论会”，与会代表根据邓小平南巡讲话精神，认真总结十多年来改革开放经验，探讨了如何加快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道路问题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发展理论问题。1993年7月在长春召开了“海峡两岸学者社会发展理论研讨会。”议题是：1、中国的发展道路问题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中国的社会发展理论的文化视角及整体构思；3、关于台湾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及面临的问题。1994年4月，在北京召开了“全球化与社会发展学术研讨会”，会议讨论了全球化发展的历史趋势，探讨了“全球化”概念的涵义以及对社会发展研究的意义。在讨论中还涉及到全球化与国际化及区域集团化的关系，全球化与文化发展多样化的关系，全球化与民族国家自主发展的关系，等等。1994年8月在黄山召开了“中国的社会发展理论学术研讨会”，会议涉及的内容有：1、关于建立中国社会发展理论的整体框架问题；2、发展理论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关系；3、社会发展与社会保障。
